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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依法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

2019-8-5 15:59:45

来源:东方网 作者:沈栖 选稿:桑怡

  2014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日前,又决定:自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专项监督活动,将保障律师的会见、通信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人身权利等方面的执业权利,以及其他妨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的情形作为监督重点。这一专项监督活动回应了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律师屡有反映的问题,因此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律师界的广泛关注。

  倘若从1979年进行刑事辩护人试点算起,我国恢复律师制度也有整整40个年头了。在我国业已初步形成的法律框架中,有关律师执业权利的法律条文也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最高检5年前作出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如今又将用半年的时间集中开展专项监督活动,要求切实依法依法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既说明了顶层设计中的不渝期盼,也从某些侧面反映出在这方面目前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亟待依法规范,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律师执业是多方面的,诸如民事、经济、行政等案件的代理及大量非诉讼代理。在民商、行政案件中,双方都能延请到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律师,而律师也是尽最大努力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这是自不待言的。本文限于篇幅,仅就律师执业中的刑事辩护絮叨一二。

  我国司法改革带来了刑事诉讼结构的改造,即:从公检法三位一体的线型结构向控辩双方平等、法官居中裁判的三角形结构转变。律师在这方面尽责,就必须面对公诉人之“控”,敢于和善于力“辩”,“控辩对抗”理应是刑事诉讼的常态。刑辩律师不能缺位,它将与法官、检察官建立起“法律职业共同体”。反观现实生活,部分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存在着对刑辩律师的偏见,一些办案人员在与律师打交道的过程中常常抱有不信任感,或认为律师是在“替坏人说话”,或觉得律师的介入增加了办案的难度,影响了司法“效率”。在司法实践中,法庭上坐在对面的刑辩律师又往往被检方甚至法官视为“对立的人”。中国刑法学会副会长刘宪权说自己做刑事辩护时,每次都要压低一点声音,因为是替“坏人”辩护,但公诉人的声音可以很响。更令人诧异的是,有些律师在庭上只是读读辩护词,不能和公诉人形成交互对抗,辩护似是“鸡鸭对话”。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刑辩律师在走上法庭辩护之前所理应履行的职责/权利,如会见、通信、阅卷、调查取证等常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和限制。倘若刑辩律师的前期准备工作(当然也是属于执业权利)受阻或削弱,那么,他就难以最大限度地掌握与案件相关的信息,并及时跟进案件的进程,有针对性地给出符合犯罪嫌疑人最大利益的辩护方案以保障其权益。很显然,削弱刑辩律师的执业权利,实质上削弱的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得不到符合其最大利益的辩护。

  笔者并不赞同“律师是正义之化身”这种虚拟的角色定位,甚至律师也不是正义的代言人(只是犯罪嫌疑人的代言人),但律师的刑事辩护在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诉求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虽说在司法过程中,只有律师因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其作为具有较为直接的利益上的驱动,正义的诉求并不舍弃利益的合法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利益的驱动,使律师有足够的激情去维护正义,为犯罪嫌疑人实现正义的诉求充任司法过程中的“鲶鱼”角色,以刺激司法过程中的警察、公诉人、法官三者履行自己对正义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律师的介入便是对办案机关起到了制约监督作用。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律师、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艾伦?德肖微茨在《最好的辩护》中说:“刑事诉讼对立双方所有当事人,如刑事被告人、被告人辩护律师、检察官、警察和法官都在拼命争夺个人和自身职业上的利益得失。虽说这个体制中似乎没有人对抽象的正义感兴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达到的结果很可能是一种大体上公允的正义。”

  切实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乃是实现这一“公允的正义”的要义,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司法改革的核心目的也正是追求这一“公允的正义”。为有效地推进司法改革,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所建成由法官、检察官、律师等组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应当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消除隔阂、没有疆域、共同推进法治建设进程的合力。——我们正是从这一理性的层面上极为关注最高检这一专项监督活动,因为它是“依法治国”所期盼的。

* 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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