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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蛙跳”与“颠覆超越”

2018-12-27 16:20:56

来源:东方网 作者:周锦尉 选稿:郁婷苈

  近日,文汇报同日有三则报道“智慧元件让基层党建力量无处不在”、“仁济医院南院打造智慧医院”、“上海公布十大AI核心应用场景”,第一则报道,记者生动描写了田林街道社区的变化,说这个社区应用人脸识别、智能监控、电子嗅探等十大类近2000神经元传感器,使之遍布居民区,于是百姓居住区有了“智脑”,治好了类似群组、电动车乱停乱放、违建等顽症,盗窃案件也明显下降。像田林这样的智能社区在全市如雨后春笋般开始生长。第二则说,仁济医院从移动端查询就医信息、电子预约挂号、计算最佳就以路线、电子就卡设置和应用、移动支付,使得就医难的问题解决了不少。第三则报道说,上海智能城市的建设在进行中,经梳理,集中公布10个AI核心引用场景,这就是学校、医院、社区、家庭、工厂、园区、交通、政务、金融、安防。看来人工智能进展有乐观的预期。

  读了这三个报道,感觉人工智能迎面向我们走来,而且,走得很快。外媒感觉这种趋势。笔者读到过日本媒体报道和评论。转发,与大家分享。

  日本新闻社网站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经济‘蛙跳’到何时”,“蛙跳”被用来形容技术和经济跨越了阶段的发展过程,一步到位的现象。例如在新兴市场国家,在固定电话尚未普及的时候,直接跨越进了智能手机普及的阶段。智能手机付款的移动支付得以普及,中国正在迅速向无现金社会靠近。现在甚至又开始构筑无需智能手机的支付机制。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于2017年12月公开进行了人工智能(AI)刷脸乘车实验。如果引入的话,连手机都不用了。阿里巴巴与在上海运营地铁的上海申通地铁集团联手推进开发,推向实用化。

  这篇文章说,日本2004年就推出了“钱包手机”的服务,但是并未达到像中国那样,连路边摊都能使用手机支付的普及程度。在日本的个人消费中,现金支付仍占5成。中国在2010年前后现金支付占6成,现在已下降至4成。日本既有技术又有基础设施,然而在移动支付、无现金社会方面,却被后来者中国迅速赶超。

  “中国人的‘蛙跳’”,使我想到市委书记李强说的“颠覆超越”的提法,值得回味。

  颠覆性超越首先依托新技术。第一次工业革命来自蒸汽机、珍妮纺织机的腾空出世,它们无限制地扩张延伸了人的“力气”和“手臂手指”,一百年所喷发的生产力总量超过了人类社会原来积累的总量。如今的人工智能更是了不得,它扩张延伸了人大大脑。就说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人手中的手机,作为“集成性创新”的成果,手机是移动互联网的“一端”,人们可以在手机上作通讯、信息、摄影、投资、买卖、健康管理、家政管理,每天离不开手机。人们大多变成“低头族”。手机的升级换代是“颠覆性淘汰自己”,倘若不换新一代手机,就不能享用最新的先进技术;手机更是“颠覆性淘汰别人”。手机的运用,使得照相机销量大幅下降,纸媒采编人员日夜难眠,电视台也喊“狼来了”。人们看到,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涌现,它的应用具有很大的空间。而且,中国人勤劳勇敢聪明,各种最新技术的“尝新”的积极性很高。应用状况令国际人士刮目相看。据波士顿咨询公司警告(2017年4月):2004年前,美国研发投入是中国的4倍,过去的十年,研发后期增长中国为每年20%,美国为年增长5%,中国在太阳能、打印机、机器人、无人机方面已领先。确实,从报道看,上海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势头令人振奋。

  颠覆性超越又来自供给业态的创新。依托互联网技术的支付宝在全世界用得火热。发明权其实是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伊贝(Ebay)”。但因美国的银行卡发达,加上“快递哥”薪酬高,电子支付没有发育起来。马云在中国的支付宝成功了,因为我们的国情不同,我国有源源不断的农村劳动力。目前,全世界快递营业额的45%是中国创造的。顺丰快递已发展有15万员工,15架飞机,4000辆汽车,在全世界营运。我国的快递业使用最先进的机器人分拣物件,动用了无人机航线分送物件。因此,我们在实施“颠覆超越”时,别忘记了供给业态创新的如虎添翼。

  显然,有颠覆性超越,就有经济发展的奇迹。我们要有这种超越的勇气。我想,颠覆性超越的基础在人。即:有人寻找新技术,有人开发运用新技术,又有人使用新技术,有人享用新技术,而且要有巨大数量的“享用人群”,叫做“人多力量大”。中国的这个优势是明显的,支付宝的热闹、快递哥的欢快,包括上海社区、医院、政务、交通等人工智能的运用,都有“人的创意”“人的布局安装”“人的操作”“人群的享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发展的讲话中,说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时,就说到了“人”,说:“我国人力资本丰富,有9亿多劳动力人口,其中超过1.7亿是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说到“中国有最大的消费市场”。因此,颠覆超越关键在人,各级领导要“关注人”,要善于依靠有创意的技术人员,依靠群众,撸起袖子一起干。“众人拾柴火焰高”么!

  (本文作者系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

* 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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