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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40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共识

2018-12-13 15:20:51

来源:东方网 作者:沈栖 选稿:郁婷苈

  蓦然回首,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了40个年头。这40年是中国法治建设和发展波澜壮阔的40年,它大体历经了法制建设新时期、依法治国新阶段、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业已初步构建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鲜明特征和规律,也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治与改革相辅相成,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乃是一部中国法治不断变革、日趋完善、持续发展的“变法史”。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法治成为中国人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矢志不渝的追求目标,可以说,40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共识,非“法治”莫属。

  设若检析这40年我国法治建设的动因,在我看来,无非是两点:一是经历了那个年代后,国家亟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人们对人身安全、人格权、个人权利的诉求强烈,从而呈现出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态势;二是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格局,无论是发展国内经济建设,还是对外开放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都得以法治为逻辑支点。

  从第一个动因来看,首先是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八二宪法”的制定是重要的时间节点。1989年4月出台《行政诉讼法》,通过法律手段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出现了“民告官”现象。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其要义便是防止个人权利受到侵害而必须限制公权力。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吸引外资(1979年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5年制定《涉外经济合同法》)和发展乡镇企业/私人企业直至大规模发展民营企业是两条主线,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我国又彻底清理了以往的行政法规,逐步走向市场经济。从破产法到公司法再到反垄断法,这一整条与经济相关法律的颁布和施行,明显标志着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法治进步。

  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民法典的制定。因为它是所有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公民的权利宪章,也是经济体制改革保障企业权利的根本规则。虽说民典法因涉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及所有制问题,其制定过程颇有波折,迄今似仍有某些阻力,但其标示意义在于:制定民典法的整个过程就是40年改革开放的缩写。

  2000年《立法法》的颁布也值得大书一笔。它明确规定了有关违宪性审查的规则。是该法把法律的位阶体系明确了,让公民得以有可能提出违宪性审查,2003年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便是一个显例。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合宪性审查再次被提出和强调,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进行合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的建设正在逐步推进,它对助推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意义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法治要求按照规则办事。40年来,整个社会逐步迈向陌生人化,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日渐增多的各色人等的各类纠纷、诉讼不再是由熟人社会的社区、单位调解所能消弭的,司法审判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如何在司法审判中体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如何提高执法人员的司法专业化,如何做到司法为民,如何以各种渠道强化对司法审判的监督,40年司法改革的探索和实践都有一定的理论突破和经验积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4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最大共识,法治不止是以具体领域的改革作为基础,更是意味着宏观层面的一种顶层设计。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回答了法治建设中的一系列理念、制度和实践问题后,重构了政法传统对一些关键问题的理解,如:法治从国家延伸到政府、社会领域,形成法治的“三位一体”格局;法治思路摒弃了西方某些“定论”的迷信,重归中国政法传统;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替代了“法律体系”,将党规纳入其中,形成党规—国法二元结构;等等。特别是十九大以来,法治理论成为了新时代现代化道路“中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建设中的顶层设计渐次成型。我们基于4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毫不夸饰地说:在当前语境中,法治的中国道路越来越具有一种世界意义。

  

* 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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