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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治:改革发展的内驱力

2018-8-12 10:56:13

来源:东方网 作者:沈栖 选稿:桑怡

  回眸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彰显出一个颇为显著的标志,即: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大踏步前进。而行政领域的立法特色更为鲜明,功效更为突出,行政法治从重建向逐步完善,经过40年的艰辛探索和实践,对于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行政法体系业已基本形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行政法阙如,政府大包大揽,全盘统摄,“一切由政府说了算”,政府始终处于居高临下的态势而缺失自身法律的约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把民主和法制建设提到了重要地位,行政法治纳入了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轨道,它对于规范公权力、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秩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堪为改革发展的内驱力。

  “政府应当依法行政”,这逐步形成了举国上下的共识。我国行政立法的第一个成果是行政诉讼法出台。短短四年,紧锣密鼓:1986年10月,在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陶希晋的提议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组建行政立法研究组;翌年2月,行政立法研究组起草了行政诉讼法试拟稿;1988年11月,行政诉讼法草案全文刊登《人民日报》,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1989年4月,行政诉讼法颁布,开启了“民告官”的时代。

  “民告官”一俟成为法律制度,便把政府部门一步一步“逼”向了依法行政之路。随即,“行政三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相继出台,成为规范行政权行使的重要法律,适应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需求。如行政许可法的意义绝不能轻忽。在那个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审批、许可繁多,进入市场经济后,新的许可也有所发展,因此许可制度泛滥、混乱、无序,有了行政许可法进行规制,便在短时期内理顺了我国行政许可的体制、制度,使我国经济社会步入法治轨道。

  我国行政立法并不照搬照抄西方的那一套,而是充分考量我国的具体国情,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如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由于我国以往实践中存在职权分散现象,因而一个违法行为往往引起数个行政机关的多头执法。对此,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国务院或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正是在这一规范下,我国逐渐形成了综合行政执法制度,城市执法有了极大的改善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行政法治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发轫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行政法体系将面临一个如何逐步完善、不断改进、日臻健全的严峻问题。如2014年,行政诉讼法在施行了20多年后进行了首次修改。这些修改都是直击该法实施中的软肋。虽说行政诉讼法给“民告官”打开了通道,但常有“告官不见官”的现象。为此,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将拒不到庭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被告上级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处分的司法建议。”这使得“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得以有效缓解。

  我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已向世界庄严宣布: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这一法治体系以刑法、民商法、行政法为鼎立三足,可见行政法在我国法治体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瞻前顾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行政法治正在朝着全面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奋然前行!

* 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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