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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这一“奇葩”命案判例的主因

2018-5-17 14:33:11

来源:东方网 作者:沈栖 选稿:桑怡

  1995年9月29日,吉林省永吉县双河镇新立屯北发现一女尸。27岁的金哲宏被锁定为嫌犯。从1995年案发到2000年的5年中,该案经历了3次一审、2次发回重审,金哲宏4次被判处死缓,失去自由23年。此案何以如此来回折腾?是因为受理中发现无直接物证和目击证人,定罪依据几乎仅凭金哲宏本人的口供。它堪称“奇葩”命案的判例。

  那么,催生这一“奇葩”命案判例的主因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刑讯逼供。诚如金哲宏在《申诉状》自述:“我实在是扛不住他们(刑警)对我惨无人道的刑讯,不得不按照他们逼供的说辞去说……在我多次回答不对时,他们便让我学他们的话去回答。”

  就一般司法程序而言,首先介入刑诉的是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接到报警,以最快速度破案,捉拿犯罪嫌疑人,拘押看管期间进一步取证,最后移送检察机关批捕。——公安机关无疑是刑诉“第一关”。

  自不必说,公安办案必须以《刑事诉讼法》为圭臬。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从此刑诉司法进入了“有法可依”的境地,彻底结束了那种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问罪治人”的“无法无天”局面。1996年,《刑事诉讼法》作第一次修正,随之中央六部委出台了《刑事诉讼法》解释48条,而公检法分别就如何准确有效地实施《刑事诉讼法》也各自提出司法解释,光公安部就有300多条。这部旨在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基本法律,在历经了16载社会变迁和司法实践的积累之后,于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再一次作出重要修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条款由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90条,有涉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其中多与公安部门相关。

  公安机关如何严把刑诉“第一关”?换言之,给犯罪嫌疑人定罪,尤其是像金哲宏那样定的是死缓罪,靠的是什么?唯有证据。“疑罪从无”也罢,“无罪推定”也罢,都是强调证据的重要作用和唯一元素。无论是作案动机还是现场疑点,都亟须由证据“坐实”,即使是犯罪嫌疑人信誓旦旦的口供也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那么,支撑金哲宏死缓的证据如何呢?套用一句成语:“雾中看花”,显得那般混沌不清、那般支离破碎、那般捉襟见肘。

  就命案而言,公安机关在侦查取证过程中,首先必须准确无误地弄清诸如嫌犯的作案动机、作案现场、作案时间、作案过程等。这些问题在金哲宏身上都是或不复存在,或模糊不清,或前后矛盾,但办案人员硬是在威逼利诱下,让其按预设一一“供认”。金哲宏在“大棒”的淫威下,屈打成招,而这些“供词”:一、距离事实甚远,(如1995年9月11日即旧历八月十七是金哲宏父亲的祭日,按朝鲜族习俗,全家要提前一天摆贡,亲友和邻居都证明金哲宏那天去了母亲家,而9月10日正是案发的一天)不足为证;二、极易翻供(第一次开庭,金哲宏即翻供,之后还多次控诉被刑讯逼供),给审结案件增加司法成本。此案5年间2次发回重审,复查4年后进入再审,充分佐证了这一点。

  毋庸讳言,在以往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破案率”(尤其是命案)是一项衡量公安机关实绩、刑侦人员功劳的一个指标。甚至某地公安机关提出“命案必破”的誓言。其实,“命案必破”的逻辑是不能成立的。恰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副院长陈刚所说:“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现实中,案件侦破囿于多种客观条件,并不是每个案件都能成功侦破”。将某些一时无法侦破的命案“限时破案”,将某些变数颇大的态势列入“考评指标”,还与个人的利益、仕途和单位的排名、声誉紧密相连,这在刑事执法工作中难免会频现刑讯逼供而导致冤假错案。“金哲宏案”为此又平添了一个显例。

  2018年5月9日,澎湃新闻从长春监狱获悉,吉林省高院已决定再审此案,通知书已送达金哲宏本人。这一“迟到的正义”何时兑现?世人拭目以待!

  

* 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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