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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员出庭参与诉讼的进步意义

2017-2-2 13:31:39

来源:东方网 作者:沈栖 选稿:郁婷苈

  自2016年1月1日起,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联袂推出“主办侦查员出庭制度”,明确要求公安机关主办侦查员一律出庭参加诉讼活动。在三机关印发的相关通知里还对公安机关出庭的程序、准备工作、公检法的配合等作出了详细规定。这一制度实施一年来,楚雄州公检法机关办案质量和效率有明显提高,公安机关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数同比下降15.4%,综合破案率从41%上升至48.5%,彰显出主办侦查员出庭参与诉讼活动的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57条明确规定:“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虽说法律对侦查员出庭参与诉讼没有作出硬性规定(用词是“可以”而不是“必须”),但楚雄州司法机关实施的这一制度还是符合法律精神的,体现出刑事诉讼的要旨。

  时下,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健全和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它要求侦查、起诉和辩护等各诉讼环节都围绕审判展开。侦查员出庭参与诉讼活动,不止是规范自身的执法行为、自证所办的刑事案件的质量,其意义更在于把相关法律事实和侦查过程在法庭上讲清楚,便于法官更加公正、高效地作出判决。

  就一般司法程序而言,首先介入刑事诉讼的是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接到报警,以最快速度破案,捉拿犯罪嫌疑人,拘押看管期间进一步取证,最后移送检察机关批捕。——公安机关堪称刑事诉讼“第一关”。让每一起刑事案件的侦查员到法庭上,面对旁听群众和媒体,接受来自公诉人、法官和辩护人对于其证据采集、现场勘察、办案程序等细节的陈述和询问,这相当于接受了被告、检方和法院对刑事诉讼“第一关”的考问和考验。

  刑事诉讼无疑是法院对某犯罪嫌疑人危及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所作出的法律宣判。法院审查的主要是侦查机关和检察院的书面证据,侦查人员出庭后,经过控辩双方对侦查人员的交叉询问甚或质疑,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案情,展示公安破案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是否合法,这对防范冤假错案、遏制刑讯逼供和排除非法证据起着重要作用。这里不妨列举江西省乐平市“5*24”案。2000年5月24日,该市发生了一起抢劫强奸杀人碎尸案。经公安机关一番侦查,确定程立和等五人为凶手。然而,警方并未在现场发现五人的痕迹,没有指纹,没有足迹,没有遗留物品,也没有凶器,更没有目击证人。唯一能够用来定罪的就是其中四人的有罪供述和指认现场的记录。而且程立和等人还坚称:这些都是因为刑讯逼供。更为吊诡的是,检方两次退回补充侦查,足见其瑕疵。但2004年11月,景德镇中院一审竟判五人死刑,省高院二审改判死缓。直至疑似真凶再现,五人于2016年12月22日得以最终平反。试想:倘若当时主办侦查员能出庭参与诉讼,让该案在公检法之间“拉锯”,让辩护律师与侦查员面对面质询,侦查员能自圆其说么?检方的控告还会理直气壮么?面对漏洞百出的侦查证据,法院还敢无所顾忌地“一锤定音”么?

  我认为:司法公正是“法律共同体”的终极目标。公安侦查人员作为“法律共同体”成员之一,其职责亦旨在维护司法公正。公检法三方起着相互制约的作用,甚至辩护律师也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和胆识去维护司法公正,为犯罪嫌疑人实现正义的诉求充任司法过程中的“鲶鱼”角色,以刺激司法过程中的警察、公诉人、法官三者履行自己对正义的责任。美国当代著名的律师、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艾伦*德肖微茨在《最好的辩护》中说:“刑事诉讼对立双方所有当事人,如刑事被告人、被告人辩护律师、检察官、警察和法官都在拼命争夺个人和自身职业上的利益得失。虽说这个体制中似乎没有人对抽象的正义感兴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达到的结果很可能是一种大体上公允的正义。”可以断定:侦查员出庭参与诉讼活动有助于达到这一“大体上公允的正义”。

* 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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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员出庭参与诉讼的进步意义

2017年2月2日 13:31 来源:东方网

  自2016年1月1日起,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联袂推出“主办侦查员出庭制度”,明确要求公安机关主办侦查员一律出庭参加诉讼活动。在三机关印发的相关通知里还对公安机关出庭的程序、准备工作、公检法的配合等作出了详细规定。这一制度实施一年来,楚雄州公检法机关办案质量和效率有明显提高,公安机关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数同比下降15.4%,综合破案率从41%上升至48.5%,彰显出主办侦查员出庭参与诉讼活动的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57条明确规定:“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虽说法律对侦查员出庭参与诉讼没有作出硬性规定(用词是“可以”而不是“必须”),但楚雄州司法机关实施的这一制度还是符合法律精神的,体现出刑事诉讼的要旨。

  时下,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健全和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它要求侦查、起诉和辩护等各诉讼环节都围绕审判展开。侦查员出庭参与诉讼活动,不止是规范自身的执法行为、自证所办的刑事案件的质量,其意义更在于把相关法律事实和侦查过程在法庭上讲清楚,便于法官更加公正、高效地作出判决。

  就一般司法程序而言,首先介入刑事诉讼的是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接到报警,以最快速度破案,捉拿犯罪嫌疑人,拘押看管期间进一步取证,最后移送检察机关批捕。——公安机关堪称刑事诉讼“第一关”。让每一起刑事案件的侦查员到法庭上,面对旁听群众和媒体,接受来自公诉人、法官和辩护人对于其证据采集、现场勘察、办案程序等细节的陈述和询问,这相当于接受了被告、检方和法院对刑事诉讼“第一关”的考问和考验。

  刑事诉讼无疑是法院对某犯罪嫌疑人危及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所作出的法律宣判。法院审查的主要是侦查机关和检察院的书面证据,侦查人员出庭后,经过控辩双方对侦查人员的交叉询问甚或质疑,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案情,展示公安破案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是否合法,这对防范冤假错案、遏制刑讯逼供和排除非法证据起着重要作用。这里不妨列举江西省乐平市“5*24”案。2000年5月24日,该市发生了一起抢劫强奸杀人碎尸案。经公安机关一番侦查,确定程立和等五人为凶手。然而,警方并未在现场发现五人的痕迹,没有指纹,没有足迹,没有遗留物品,也没有凶器,更没有目击证人。唯一能够用来定罪的就是其中四人的有罪供述和指认现场的记录。而且程立和等人还坚称:这些都是因为刑讯逼供。更为吊诡的是,检方两次退回补充侦查,足见其瑕疵。但2004年11月,景德镇中院一审竟判五人死刑,省高院二审改判死缓。直至疑似真凶再现,五人于2016年12月22日得以最终平反。试想:倘若当时主办侦查员能出庭参与诉讼,让该案在公检法之间“拉锯”,让辩护律师与侦查员面对面质询,侦查员能自圆其说么?检方的控告还会理直气壮么?面对漏洞百出的侦查证据,法院还敢无所顾忌地“一锤定音”么?

  我认为:司法公正是“法律共同体”的终极目标。公安侦查人员作为“法律共同体”成员之一,其职责亦旨在维护司法公正。公检法三方起着相互制约的作用,甚至辩护律师也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和胆识去维护司法公正,为犯罪嫌疑人实现正义的诉求充任司法过程中的“鲶鱼”角色,以刺激司法过程中的警察、公诉人、法官三者履行自己对正义的责任。美国当代著名的律师、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艾伦*德肖微茨在《最好的辩护》中说:“刑事诉讼对立双方所有当事人,如刑事被告人、被告人辩护律师、检察官、警察和法官都在拼命争夺个人和自身职业上的利益得失。虽说这个体制中似乎没有人对抽象的正义感兴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达到的结果很可能是一种大体上公允的正义。”可以断定:侦查员出庭参与诉讼活动有助于达到这一“大体上公允的正义”。

* 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