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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力量:唤起民众觉醒的上海抗战新闻

2015-8-20 14:20:25

来源:东方网 作者:鲁刚 选稿:仲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8天后,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如是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从这一刻起,为宣传抗日,邹韬奋再也没有放下他手中的笔。

  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了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愤慨和反抗。其中以记者和编辑为代表的上海新闻界同人也投入其中,他们前赴后继,同仇敌忾,将手中的笔当作匕首和投枪,揭露侵略者的罪行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与此同时,呼吁民众觉醒起来,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御侮卫国。

  匹夫不可夺志 邹韬奋与《大众生活》

  邹韬奋1935年8月从海外游学回到上海,旋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于1935年11月16日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他在发刊词《我们的灯塔》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认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是当前斗争的主要目标。

  

图片说明: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反战和抗日为目标,成为国内抗日媒体的一面旗帜

  《大众生活》周刊出刊发行后,立即受到广大爱国青年的热烈欢迎。同年12月,邹韬奋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他曾说:“我要掮着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国民党当局注意到这一情况,派要员去找邹韬奋谈话,要他到南京去同蒋介石晤谈,但邹韬奋却拒不前往。当时有位银行家对邹韬奋劝说道:“你这次要不往南京一行,就只有再流亡海外,国内是休想驻足的!”邹韬奋昂然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图片说明: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

  一个人的长征 范长江的西北之行

  1935年7月,著名记者范长江以《大众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开始了著名的西北考察之旅。范长江的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3000公里,说是一个人的长征一点也不过分。沿途他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西北民众的困苦生活,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的有关情况。这些通讯以“长江”的笔名在《大公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公报》发行量陡增。其后,范长江将这些辑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顿时洛阳纸贵,初版数千部一月内售罄,几个月内就出了七版。

  

图片说明:杰出的新闻家、社会活动家范长江

  1936年8月,范长江开始第二次西北之行,在西安事变后到达西安,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并又赴延安采访。对于新闻与人生,他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欲成大河者,必长其源;欲成大事者,必固其基。源愈长,则此河之前途愈有浩荡奔腾之日;基愈固,则人生之事业愈不敢限其将来。”受到他的鼓舞,许多年轻记者不畏艰险,相继深入前线,进行占地采访,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作品。

 

 图片说明:范长江著《中国的西北角》

  从“左翼记联”到“记者座谈”

  “左翼记联”全称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工作者进步团体,1932年3月20日在上海成立。“左翼记联”成立后,除了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实际斗争活动外,还在法租界组织了国际新闻社,向国外报道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此举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国际新闻社活动了4个多月后被查封。

  为了继续进行正义的新闻报道事业,1933年夏,原“左翼记联”的部分成员,选择市中心一家咖啡馆,每周举行一次座谈,讨论新闻业务和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4年9月在美商《大美晚报》(中文版)创立了名为《记者座谈》的专栏,每周一期。1936年《记者座谈》同人联合新闻界同行,发表了《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提出“在这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关头,我们决不忍再看我们辛勤耕耘的新闻纸,再做掩人民耳目,欺骗人民的烟幕弹”,强烈呼吁实现“言论自由。

  旧中国报业集团的雏形——“四社”

  所谓“四社”,就是1932年由张竹平主持经营的《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4个新闻机构组成的联合办事处的简称。这是一个松散的报业联营,并非同一完整的报业集团,但再一次显示了上海报业向托拉斯化发展的趋势。

  

图片说明:“四社”之一的《时事新报》

  张竹平原是《申报》的经理兼营业部主任,他在《申报》工作的同时,逐步也筹建自己的新闻事业。“四社”中创办最早的是《时事新报》,创办于1907年12月。这四个新闻机构都是集资经营的,张竹平实际上主持着各单位的经营权,因此一跃成为上海新闻界仅次于史量才(《申报》总经理)和汪伯奇(《新闻报》总经理)的著名报业资本家。

  “四社”坚持抗日反蒋的宣传,让国民党政府很是恼火,其命运与“左翼记联”如出一辙,也很快遭到了蒋介石的打击和查封,重压之下,张竹平不得不违心地以20万元的低廉价格,陆续把“四社”卖给了孔祥熙。

  

* 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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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力量:唤起民众觉醒的上海抗战新闻

2015年8月20日 14:20 来源:东方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8天后,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如是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从这一刻起,为宣传抗日,邹韬奋再也没有放下他手中的笔。

  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了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愤慨和反抗。其中以记者和编辑为代表的上海新闻界同人也投入其中,他们前赴后继,同仇敌忾,将手中的笔当作匕首和投枪,揭露侵略者的罪行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与此同时,呼吁民众觉醒起来,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御侮卫国。

  匹夫不可夺志 邹韬奋与《大众生活》

  邹韬奋1935年8月从海外游学回到上海,旋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于1935年11月16日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他在发刊词《我们的灯塔》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认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是当前斗争的主要目标。

  

图片说明: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反战和抗日为目标,成为国内抗日媒体的一面旗帜

  《大众生活》周刊出刊发行后,立即受到广大爱国青年的热烈欢迎。同年12月,邹韬奋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他曾说:“我要掮着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国民党当局注意到这一情况,派要员去找邹韬奋谈话,要他到南京去同蒋介石晤谈,但邹韬奋却拒不前往。当时有位银行家对邹韬奋劝说道:“你这次要不往南京一行,就只有再流亡海外,国内是休想驻足的!”邹韬奋昂然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图片说明: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

  一个人的长征 范长江的西北之行

  1935年7月,著名记者范长江以《大众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开始了著名的西北考察之旅。范长江的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3000公里,说是一个人的长征一点也不过分。沿途他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西北民众的困苦生活,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的有关情况。这些通讯以“长江”的笔名在《大公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公报》发行量陡增。其后,范长江将这些辑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顿时洛阳纸贵,初版数千部一月内售罄,几个月内就出了七版。

  

图片说明:杰出的新闻家、社会活动家范长江

  1936年8月,范长江开始第二次西北之行,在西安事变后到达西安,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并又赴延安采访。对于新闻与人生,他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欲成大河者,必长其源;欲成大事者,必固其基。源愈长,则此河之前途愈有浩荡奔腾之日;基愈固,则人生之事业愈不敢限其将来。”受到他的鼓舞,许多年轻记者不畏艰险,相继深入前线,进行占地采访,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作品。

 

 图片说明:范长江著《中国的西北角》

  从“左翼记联”到“记者座谈”

  “左翼记联”全称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工作者进步团体,1932年3月20日在上海成立。“左翼记联”成立后,除了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实际斗争活动外,还在法租界组织了国际新闻社,向国外报道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此举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国际新闻社活动了4个多月后被查封。

  为了继续进行正义的新闻报道事业,1933年夏,原“左翼记联”的部分成员,选择市中心一家咖啡馆,每周举行一次座谈,讨论新闻业务和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4年9月在美商《大美晚报》(中文版)创立了名为《记者座谈》的专栏,每周一期。1936年《记者座谈》同人联合新闻界同行,发表了《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提出“在这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关头,我们决不忍再看我们辛勤耕耘的新闻纸,再做掩人民耳目,欺骗人民的烟幕弹”,强烈呼吁实现“言论自由。

  旧中国报业集团的雏形——“四社”

  所谓“四社”,就是1932年由张竹平主持经营的《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4个新闻机构组成的联合办事处的简称。这是一个松散的报业联营,并非同一完整的报业集团,但再一次显示了上海报业向托拉斯化发展的趋势。

  

图片说明:“四社”之一的《时事新报》

  张竹平原是《申报》的经理兼营业部主任,他在《申报》工作的同时,逐步也筹建自己的新闻事业。“四社”中创办最早的是《时事新报》,创办于1907年12月。这四个新闻机构都是集资经营的,张竹平实际上主持着各单位的经营权,因此一跃成为上海新闻界仅次于史量才(《申报》总经理)和汪伯奇(《新闻报》总经理)的著名报业资本家。

  “四社”坚持抗日反蒋的宣传,让国民党政府很是恼火,其命运与“左翼记联”如出一辙,也很快遭到了蒋介石的打击和查封,重压之下,张竹平不得不违心地以20万元的低廉价格,陆续把“四社”卖给了孔祥熙。

  

《大晚报》与抗战时期的上海晚报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形势的转折点,给中国新闻事业带来巨大影响,也改变了上海晚报的状况。“九一八”事变前,上海的晚报有较大影响的几乎没有。事变后,上海的晚报不仅数量多,内容也以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为主旨。

  从1932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上海出版的晚报主要有《大沪晚报》、《华美晚报》、《华东晚报》、《平民晚报》、《中华晚报》、《上海晚报》、《民众晚报》、《生活晚报》等,其中以《大晚报》和《大美晚报》最为成功。

  《大晚报》创刊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特殊环境中,创办人为“四社”的创始人张竹平。《大晚报》为了争取读者,派得力记者奔赴淞沪抗战前线采访,文章有强烈的现场感;努力使用白话,通俗易懂;重视地方通讯。

   

图片说明:重视战地采访的《大晚报》深受读者欢迎

  《大美晚报》原系英文报,影响不大,1933年增出《大美晚报》中文版后,情况大有改观。在稿件的选择上,注意更加适合中国读者的需要,特别把宣传抗日救亡视作全民族的头等大事,放在突出位置。

  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出版的晚报有60余家,在报业的激烈竞争中,几经沉浮,终于在3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帝国主义入侵,关系到民族国家存亡的历史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爱国主义立场十分鲜明。

  中共领导的《救亡日报》与孤岛前后的抗日报刊

  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新闻界在抗战中积极发挥抗日宣传鼓动作用,使上海这个素称全国报业中心的城市,成为抗战初期的全国抗日宣传中心。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救亡日报》、《抗战》三日刊等一大批以抗日救亡为主旨的报刊纷纷问世,其中《救亡日报》创刊于1937年8月,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报纸,由郭沫若担任社长,共产党员夏衍、国民党员樊仲云同时担任总编辑。

 

 图片说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报纸《救亡日报》

  在新的报刊纷纷问世的同时,一批在上海租界内出版多年的资产阶级商业性报纸、长期在上海报坛占有一席之地的消闲性小报和国民党系统的报纸,也顺应抗战的历史大潮,报道抗日消息,反映抗日舆论,成为抗日宣传阵营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资产阶级商业性报纸中,《大公报》、《申报》、《立报》等报纸的抗日倾向尤为鲜明。

  在1937年12月,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后,上海沦为孤岛,在日本侵略者和上海租界当局的双重压迫下,抗日报刊不得不实行战略上的大转移,迁往内地或者香港。这一时期上海的抗日报纸主要以由外商主办的中文报纸如《大美晚报》、《华美晚报》为主。1938年1月创刊的《每日译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成为“上海新创外商报的第一燕”。几乎与《每日译报》同时创刊的还有以抗日宣传为主旨的英商报纸《文汇报》。这些报纸在孤岛的特殊环境下,利用挂“洋商招牌”,避开日本侵略者的新闻检查,为抗日宣传保留了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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