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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薪"吓"跑银行高薪者应成新常态

2015-3-27 10:00:17

来源:东方网 作者:谭浩俊 选稿:仲颖

  彭博新闻社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受限薪政策的影响,中国银行薪酬最高的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已离职。虽然詹伟坚是外籍人士,其职位并非政府委任,不会直接受到限薪政策的影响,但其他高管降薪让他难以留在中国银行工作。而詹伟坚2013年的年薪高达人民币850万元,是中国上市银行中薪资最高的高管。

  分析认为,限薪可能会让国有银行留不住人,从而使高素质人才纷纷向股份制银行或外资银行转移。从表面看,确实如此。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又不难发现,既然股份制银行或外资银行薪酬高,为什么詹伟坚还会从外资银行跳到国有银行呢?难道他工作过的渣打银行、信孚银行、德意志银行等薪酬都不如中国银行吗?显然,问题不在这里。

  事实上,詹伟坚们所以愿意放弃外资银行到中国的国有银行工作,一方面,可能是前些年国有银行的薪酬确实很高;另一方面,则是国有银行的薪酬太好拿,就算比外资银行低一些,也可从工作压力等方面得到超额“补偿”。自然,也就愿意放弃“高薪”而拿“低薪”了。

  现在,按照限薪政策,政府委任的银行高管薪酬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对其他人员的薪酬,也不可能把标准放得那么高了。与外资银行相比,工作的压力将无法从薪酬的差异中得到“补偿”,那么,这些外籍“高素质人才”,也就要选择“逃离”了。更重要的,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特别是责任追究制度的日益严厉,象詹伟坚这样承担银行信贷风险的高管,面临的工作压力也在加大。如随着不良贷款的增多,其需要承担的责任也在加大。一旦进行责任追究,不管是否属于外籍人士,都必须按照金融法规和要求进行责任追究。与其等到被责任追究,不如拿着既得利益离开。这就是詹伟坚们离开国有银行的主要原因,而非高管限薪的结果。

  实际上,在业务行为不规范、创新要求不高、责任追究不严、金融高度垄断、工作压力不大的大背景下,这些金融高管是没有资格享受这么高的薪酬的。对金融高管限薪是完全应该的,不仅政府委任的要限薪,市场聘用的也应当限薪。毕竟,国有银行不同于其他市场化企业,其效益是从市场竞争中产生的。

  因此,在金融业没有真正放开的情况下,离开银行的人,也未必都是人才。想一想,在高度垄断的行业工作,人才的含金量有多高,也是能够理解的。一旦金融企业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了,我想,限薪的政策也会作出调整。想走的,就让他们走。如果限薪能够“吓”跑一些高薪者,也可以说是新常态下的新变化,应该成为金融业的新常态。因为,从2008年到现在,连续多年信贷资金天量投放,又有多少是真正按照市场规则投放的呢?为什么信贷结构越来越不合理呢?为什么市场流动性这么多,实体经济仍然存在严重的资金矛盾呢?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贵的问题又出现呢?显然,这些所谓的“高素质”、高薪人才,并没有为中国的金融业带来多少正能量,反而在加剧中国金融与企业的矛盾、恶化中国金融与经济的关系。

  高薪却干的是低薪的事,“高素质人才”做的却是低素质人才的活,凭什么给他们拿高薪,又凭什么要用高薪留住他们。华尔街也好,其他金融集聚区也罢,人才的素质、人才的作用,都远高于中国国有银行的高管。特别是金融创新,更是中国国有银行所不能相比,降薪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把高薪者“吓”跑,也是金融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

编辑点评:

    如此令人乍舌的收入究竟是根据什么标准给的?

* 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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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薪"吓"跑银行高薪者应成新常态

2015年3月27日 10:00 来源:东方网

  彭博新闻社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受限薪政策的影响,中国银行薪酬最高的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已离职。虽然詹伟坚是外籍人士,其职位并非政府委任,不会直接受到限薪政策的影响,但其他高管降薪让他难以留在中国银行工作。而詹伟坚2013年的年薪高达人民币850万元,是中国上市银行中薪资最高的高管。

  分析认为,限薪可能会让国有银行留不住人,从而使高素质人才纷纷向股份制银行或外资银行转移。从表面看,确实如此。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又不难发现,既然股份制银行或外资银行薪酬高,为什么詹伟坚还会从外资银行跳到国有银行呢?难道他工作过的渣打银行、信孚银行、德意志银行等薪酬都不如中国银行吗?显然,问题不在这里。

  事实上,詹伟坚们所以愿意放弃外资银行到中国的国有银行工作,一方面,可能是前些年国有银行的薪酬确实很高;另一方面,则是国有银行的薪酬太好拿,就算比外资银行低一些,也可从工作压力等方面得到超额“补偿”。自然,也就愿意放弃“高薪”而拿“低薪”了。

  现在,按照限薪政策,政府委任的银行高管薪酬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对其他人员的薪酬,也不可能把标准放得那么高了。与外资银行相比,工作的压力将无法从薪酬的差异中得到“补偿”,那么,这些外籍“高素质人才”,也就要选择“逃离”了。更重要的,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特别是责任追究制度的日益严厉,象詹伟坚这样承担银行信贷风险的高管,面临的工作压力也在加大。如随着不良贷款的增多,其需要承担的责任也在加大。一旦进行责任追究,不管是否属于外籍人士,都必须按照金融法规和要求进行责任追究。与其等到被责任追究,不如拿着既得利益离开。这就是詹伟坚们离开国有银行的主要原因,而非高管限薪的结果。

  实际上,在业务行为不规范、创新要求不高、责任追究不严、金融高度垄断、工作压力不大的大背景下,这些金融高管是没有资格享受这么高的薪酬的。对金融高管限薪是完全应该的,不仅政府委任的要限薪,市场聘用的也应当限薪。毕竟,国有银行不同于其他市场化企业,其效益是从市场竞争中产生的。

  因此,在金融业没有真正放开的情况下,离开银行的人,也未必都是人才。想一想,在高度垄断的行业工作,人才的含金量有多高,也是能够理解的。一旦金融企业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了,我想,限薪的政策也会作出调整。想走的,就让他们走。如果限薪能够“吓”跑一些高薪者,也可以说是新常态下的新变化,应该成为金融业的新常态。因为,从2008年到现在,连续多年信贷资金天量投放,又有多少是真正按照市场规则投放的呢?为什么信贷结构越来越不合理呢?为什么市场流动性这么多,实体经济仍然存在严重的资金矛盾呢?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贵的问题又出现呢?显然,这些所谓的“高素质”、高薪人才,并没有为中国的金融业带来多少正能量,反而在加剧中国金融与企业的矛盾、恶化中国金融与经济的关系。

  高薪却干的是低薪的事,“高素质人才”做的却是低素质人才的活,凭什么给他们拿高薪,又凭什么要用高薪留住他们。华尔街也好,其他金融集聚区也罢,人才的素质、人才的作用,都远高于中国国有银行的高管。特别是金融创新,更是中国国有银行所不能相比,降薪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把高薪者“吓”跑,也是金融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

编辑点评:

    如此令人乍舌的收入究竟是根据什么标准给的?

* 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