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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主的要义在于"自治"

2015-1-7 09:36:58

来源:东方网 作者:周锦尉 选稿:桑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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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伊始,市委“一号课题”调研成果公布,上海基层社会治理展开了一幅斑斓的画卷。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由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和人民政协、民族自治、基础民主自治构成。上海的“一号课题”着眼于最基层的民主进展,窥见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鲜活的故事。在此,笔者说两个发生在浦东的小故事。

  一是“戴老师议事厅”的故事。在浦东塘桥社区,居民们都喜欢把近70岁的退休干部戴凤珠叫作“戴厅长”。6年前,她和几名伙伴一起建立“戴老师议事厅”,居民们“想、盼、愁、忧、难”的生活琐事和服务需求,都可来这里议一议。一些有能力、有精力的退休居民当上了志愿者,通过轮流值班,将居民反映的各种意见归纳分类,汇总上报,多年来解决了许多小区大大小小的“烦心事”。“戴老师议事厅”是有知名度的一个基层民主建设的样式。比如,一次有居民反映,二楼业主在公用地方搭了个“阳光房”,直接影响到其他居民的安全。议事厅人员马上和物业公司一起出动了解情况,当事居民解释说自己搭“阳光房”是发现楼上有人扔垃圾,甚至还有花盆的碎片。原因找到了,“戴老师议事厅”连夜召开协调会,将同一楼的居民都请到场,协调后,妥善解决了问题。

  二是合庆镇“1+X”自治。浦东合庆镇的“1+X”村民自治模式,所谓“1”是就“政策法规之外,道德情理之中”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建章立制,形成自治章程;所谓“X”是实施细则,成为村干部的办事依据;同时建立村党组织领导、村民(代表)会议决策、村委会执行、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的治理结构,最终形成“村情民知、村官民选、村策民觉、村事民定、村务民督、村绩民评、村利民享”的工作机制。比如,在“1+X”自治之前,2008年,上级给村里7个征地工指标,当时村干部‘拍脑袋’决定的,结果考虑并不周全,弄出不小的矛盾。“1+X”自治之后,如何处理等问题,再也不是“一言堂”。在这本被誉为村级“法典”中,自治项目包括土地管理、征地安置、土地承包、征地工名额确定、集体资产处置,还包括子女考上大学家庭奖励等全都一一列出,村民都可在自己参与编制的《村民自治章程》及实施细则中找到依据。

  2012年12月,王岐山同志曾经推荐干部读一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说的是经济迅速发展且转型社会的心态变化。倘若把握不恰当,“经济发展繁荣的地方,反而出现民众的不安情绪、甚至抱怨”。我国正处于这种发展阶段,社会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演进。基层社会是直接变化的地方,很多事务除了行政组织要处理、协调外,很多事情须基层自治组织来协调、处置。“戴老师议事厅”、“合庆镇‘1+X’组织”,就是其中应运而生的新事物。

  笔者认为,基础民主有多方面的工作,比如,需要基层党组织的党内民主做的较为到位,需要基层的行政组织(村委会)或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的民主作风较好等等,但基础民主的要义在于自治组织的发育。倘若说,基础民主是整个“民主大厦”的根基,那么,有了基础民主根基打结实了,才有“大厦”的稳固。这次上海媒体在大规模的报道中,欣喜地又见浦东这两个先进典型的身影。笔者预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以后,我们上下努力、同心同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定有一个更为扎实的进展。

* 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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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主的要义在于"自治"

2015年1月7日 09:36 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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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戴老师议事厅”的故事。在浦东塘桥社区,居民们都喜欢把近70岁的退休干部戴凤珠叫作“戴厅长”。6年前,她和几名伙伴一起建立“戴老师议事厅”,居民们“想、盼、愁、忧、难”的生活琐事和服务需求,都可来这里议一议。一些有能力、有精力的退休居民当上了志愿者,通过轮流值班,将居民反映的各种意见归纳分类,汇总上报,多年来解决了许多小区大大小小的“烦心事”。“戴老师议事厅”是有知名度的一个基层民主建设的样式。比如,一次有居民反映,二楼业主在公用地方搭了个“阳光房”,直接影响到其他居民的安全。议事厅人员马上和物业公司一起出动了解情况,当事居民解释说自己搭“阳光房”是发现楼上有人扔垃圾,甚至还有花盆的碎片。原因找到了,“戴老师议事厅”连夜召开协调会,将同一楼的居民都请到场,协调后,妥善解决了问题。

  二是合庆镇“1+X”自治。浦东合庆镇的“1+X”村民自治模式,所谓“1”是就“政策法规之外,道德情理之中”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建章立制,形成自治章程;所谓“X”是实施细则,成为村干部的办事依据;同时建立村党组织领导、村民(代表)会议决策、村委会执行、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的治理结构,最终形成“村情民知、村官民选、村策民觉、村事民定、村务民督、村绩民评、村利民享”的工作机制。比如,在“1+X”自治之前,2008年,上级给村里7个征地工指标,当时村干部‘拍脑袋’决定的,结果考虑并不周全,弄出不小的矛盾。“1+X”自治之后,如何处理等问题,再也不是“一言堂”。在这本被誉为村级“法典”中,自治项目包括土地管理、征地安置、土地承包、征地工名额确定、集体资产处置,还包括子女考上大学家庭奖励等全都一一列出,村民都可在自己参与编制的《村民自治章程》及实施细则中找到依据。

  2012年12月,王岐山同志曾经推荐干部读一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说的是经济迅速发展且转型社会的心态变化。倘若把握不恰当,“经济发展繁荣的地方,反而出现民众的不安情绪、甚至抱怨”。我国正处于这种发展阶段,社会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演进。基层社会是直接变化的地方,很多事务除了行政组织要处理、协调外,很多事情须基层自治组织来协调、处置。“戴老师议事厅”、“合庆镇‘1+X’组织”,就是其中应运而生的新事物。

  笔者认为,基础民主有多方面的工作,比如,需要基层党组织的党内民主做的较为到位,需要基层的行政组织(村委会)或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的民主作风较好等等,但基础民主的要义在于自治组织的发育。倘若说,基础民主是整个“民主大厦”的根基,那么,有了基础民主根基打结实了,才有“大厦”的稳固。这次上海媒体在大规模的报道中,欣喜地又见浦东这两个先进典型的身影。笔者预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以后,我们上下努力、同心同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定有一个更为扎实的进展。

* 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