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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告官"岂可打"法律白条"

2014-5-19 15:15:47

来源:东方网 作者:沈栖 选稿:常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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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我国《行政诉讼法》刚颁布时,社会反响极大。因为它突破了计划经济年代的那种“官管民,民服官”的行政模式,民(自然人、企业法人)倘若发现官(政府部门)没有依法行政,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依法起诉“民告官”。很显然,“民告官”顺应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趋势。多年来,诸多的行政诉讼案,民,不亢不卑;官,不惊不乍。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被告一方,即行政部门败诉了,民的合法权益却得不到兑现。兹举一例——

  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近年建设了一个名叫“崔与之纪念馆”,为缅怀这位出生于故乡的南宋时期的一代名臣。但3户村民房子却因此而被强拆。村民们将镇政府和村委会推上了被告席。法院经过一番审理,下了判决:镇政府和村委会侵权,责令赔偿3户村民的财产损失。然而,判决生效近一年,当地镇、村干部却拒不赔付。

  ——看来,“民告官”也有个执行的问题,即:败诉了的政府部门如何按法院的判决,履行法律规定的被执行义务,确保民的合法权益。

  一般而言,进入司法场域的案子,都会历经立案、庭审、判决、执行等程序,行政诉讼案亦然。不立案,不可庭审;不庭审,难以判决;不判决,执行没有依据。如果说立案是前提,庭审是过程,判决是结果,那么,执行乃是兑现司法判决的最为关键的一环。倘若司法判决后,没有进入执行程序,,或执行不力,那么,这个判决仍是“纸上声”,或曰“法律白条”,因为败诉方不承担任何的被执行义务,而胜诉方却得不到丝毫的法律保护,获得法律已然规定的合法权益。“民告官”大致也是如此,一旦法院判决生效的案子,如上述一案,镇政府、村委会却拒不赔付,那么,已受财产损失的村民便唯有空叹无奈。“民告官”执行不到位,法律判决便形同虚设,类乎“稻草人”。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今年“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陈述全国案件结案情形时显示,几乎所有类型案件的结案数量都趋上升态势,只有被称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除外。“民告官”案件的审结率已连续3年呈下降趋势。从整体上来看,行政争议的数量总体上在增加,诉讼相应也增加才符合常理。现在,行政争议在增加,诉讼却在减少,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提出疑惑:“是政府的工作更让人民满意了?还是‘民告官’的胜诉率太低,所以老百姓都不打官司了?”我认为:“老百姓不打官司”的缘由,除胜诉率太低外,胜诉了却没法执行也是毋庸置疑的一个“民告官”的困境。

  众所周知,司法实践中有“强制执行”一说。尽管我国刑法中有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规定,但此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它无法在“官赖”上适用,换言之,政府部门是不能被“强制执行”的,这也许就是“民告官”案中政府部门败诉后,可以若无其事,拖延甚或拒不执行判决的原因。作为公权力的载体,政府部门理由依法行政,一旦行政“缺位”、“错位”、“越位”而导致公民利益受损,经过诉讼又被法院确认,那么,无条件履行被执行义务也是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题中之义。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如何破解“民告官”中的执行问题,不容小觑,甚至可以说,它是提升行政诉讼法威权的一个逻辑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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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告官"岂可打"法律白条"

2014年5月19日 15:15 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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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我国《行政诉讼法》刚颁布时,社会反响极大。因为它突破了计划经济年代的那种“官管民,民服官”的行政模式,民(自然人、企业法人)倘若发现官(政府部门)没有依法行政,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依法起诉“民告官”。很显然,“民告官”顺应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趋势。多年来,诸多的行政诉讼案,民,不亢不卑;官,不惊不乍。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被告一方,即行政部门败诉了,民的合法权益却得不到兑现。兹举一例——

  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近年建设了一个名叫“崔与之纪念馆”,为缅怀这位出生于故乡的南宋时期的一代名臣。但3户村民房子却因此而被强拆。村民们将镇政府和村委会推上了被告席。法院经过一番审理,下了判决:镇政府和村委会侵权,责令赔偿3户村民的财产损失。然而,判决生效近一年,当地镇、村干部却拒不赔付。

  ——看来,“民告官”也有个执行的问题,即:败诉了的政府部门如何按法院的判决,履行法律规定的被执行义务,确保民的合法权益。

  一般而言,进入司法场域的案子,都会历经立案、庭审、判决、执行等程序,行政诉讼案亦然。不立案,不可庭审;不庭审,难以判决;不判决,执行没有依据。如果说立案是前提,庭审是过程,判决是结果,那么,执行乃是兑现司法判决的最为关键的一环。倘若司法判决后,没有进入执行程序,,或执行不力,那么,这个判决仍是“纸上声”,或曰“法律白条”,因为败诉方不承担任何的被执行义务,而胜诉方却得不到丝毫的法律保护,获得法律已然规定的合法权益。“民告官”大致也是如此,一旦法院判决生效的案子,如上述一案,镇政府、村委会却拒不赔付,那么,已受财产损失的村民便唯有空叹无奈。“民告官”执行不到位,法律判决便形同虚设,类乎“稻草人”。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今年“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陈述全国案件结案情形时显示,几乎所有类型案件的结案数量都趋上升态势,只有被称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除外。“民告官”案件的审结率已连续3年呈下降趋势。从整体上来看,行政争议的数量总体上在增加,诉讼相应也增加才符合常理。现在,行政争议在增加,诉讼却在减少,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提出疑惑:“是政府的工作更让人民满意了?还是‘民告官’的胜诉率太低,所以老百姓都不打官司了?”我认为:“老百姓不打官司”的缘由,除胜诉率太低外,胜诉了却没法执行也是毋庸置疑的一个“民告官”的困境。

  众所周知,司法实践中有“强制执行”一说。尽管我国刑法中有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规定,但此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它无法在“官赖”上适用,换言之,政府部门是不能被“强制执行”的,这也许就是“民告官”案中政府部门败诉后,可以若无其事,拖延甚或拒不执行判决的原因。作为公权力的载体,政府部门理由依法行政,一旦行政“缺位”、“错位”、“越位”而导致公民利益受损,经过诉讼又被法院确认,那么,无条件履行被执行义务也是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题中之义。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如何破解“民告官”中的执行问题,不容小觑,甚至可以说,它是提升行政诉讼法威权的一个逻辑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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