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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为什么会渐行渐远?

2012年4月11日 09:02

选稿:项凌  来源:东方网  作者:马广志  

      近日,《中国教育报》发表了署名程红兵的文章:《南辕北辙:教育家渐行渐远》,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从教育理念到学校建设,从课程改革到课堂变革,教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作者同时表示,“教育不缺乏知识,教育界却缺乏常识!我们许多人不知不觉地把常识丢弃一边,而丢弃的结果是南辕北辙:教育家渐行渐远”。那么,教育家为什么渐行渐远呢?

      笔者不禁想起了复旦大学的创始人、第一任校长马相伯先生。1902年底,当时已年过六十的马相伯先生捐献自己的祖传家产创办复旦大学的前身震旦学院,自任院长;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任校长。此后六、七年间,先生殚精竭虑,终使复旦由公学扩大而为大学。在教育界名声显著的马相伯在政界也是声名赫赫,曾任东京中国参赞、神户中国领事及朝鲜国王顾问,后受蔡元培之邀主持北京大学。我想,如果马相伯先生热心仕途,以其在政治、外交、学术界的影响,肯定会成为政府高官。但是他一直倾心教育,尤其是在后半生,相继创办数所学校,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是反观今天的中国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弥漫着浓厚的“官本位”氛围。学校里俨然成为一个层级分明的官场,有人戏言我国高校“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我们的高校不但养活着众多的领导,而且官场习气浓厚。最突出的表现是在高层管理人员的选拔机制,大学沿袭的都是政府准公务员那套管理办法。大学校长是由主管部门按照选择政府官员的标准来任命的,而不是按照教育家的标准,选择真正有道德操守、有专业精神和学识的人。

      在这种干部行政化体制下,高校的高层管理者完全是大学管理者经营者与政治家一体化,大学校长既是教育家也是政治家。当这些人被任命到高校领导的岗位后,现在的制度也不能保证他们能继续保持操守,提高能力。他们不是真正的教育家,没有职业教育家那种职业自豪感和职业操守。在这家大学做得不好,也许还可以换另外一家大学继续做。更有一些大学校长不是追求做一个优秀的教育家,而是追求自己在仕途上的发展。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大学里的“教育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而是一些“大学政治家”。那些担任领导职务的知识分子越发行政化了。随着高校在招生录取、经费使用、干部聘任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多,高校领导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个别领导尤其是一把手大权独揽,他们逐渐进入了权力灰色地带的“小圈子”,走向官僚,滑向腐败。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要让大学有自己独特的灵魂,唯一的选择,是大学去官化、去行政化,这是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回归。”马相伯先生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中国大学要真正走向现代化的正途,从根本上讲,还是应该改革我国高校里的官本位制度。大学校长的产生,不能用政府官员任命的方式和标准产生,而应该根据教育的特点,在更广的范围内,用一个更清楚的标准和机制来衡量和选拔。只有这样,真正的教育家才会渐行渐近,才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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