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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4%"承诺的思索

2012年3月9日 09:56

选稿:天潼  来源:东方网  作者:沈栖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2年,中央财政预算按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4%安排教育经费支出,并将确保这一目标实现。中央政府的这一庄严承诺,不仅使得教育界激奋不已,而且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

      在我国公共财政决策史上,教育投入占GDP的4%这个指标也许是一个持续最长、争议最烈的问题。记得“文革”结束后,各个领域随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都忙着制订长远发展规划,但教育领域的规划却是步履维艰,尤其是政府教育投入究竟应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多大比例,拿不出可靠的决策依据。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厉以宁等人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调研才得出一个结论:按照邓小平提出的200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标准和当时的实际汇率计算,到2000年中国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应该是3.87%。后经政府各部门反复协商,最终以“本世纪末达到4%,达到发展中国家1980年代的平均水平”的表述写入了1993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然而,不必讳言,到了2000年,这个目标并没有如期实现,从此,4%成为我国教育界的一个情结,也成为我国改革开放路途中的一块社会“短板”。继而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1个五年(2006—2010年)规划纲要》中,4%的承诺再次得以重申,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目标依然未能兑现。究其原因,按财政部答复每年全国“两会”上教育界代表、委员的追问时的说法: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太低。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又一次提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这已是中央政府第三次承诺了。

      温家宝总理代表本届政府提出“善始敬终”,“本届政府应当完成的工作,决不交给下届政府。”2012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对于这4%的目标似乎也下足了决心,诸如:去年8月,财政部下发了详细的实施细则,提出全面开征地方教育附加、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投入教育等强硬的财税政策;今年2月,国家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成立了一个“落实4%工作办公室”具体督办;各地政府更是除了将“4%”作为考核指标,在实际操作上都有上浮,像广东、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定位在20%。如是一一兑现,到2012年底,完成本届政府“4%”的总体目标绰绰有余。

      公允地说,长期困扰着社会的教育经费短缺的时代即将成为历史。——这正是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激奋不已的缘由。但是,一个更为严峻且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接踵而至,即:以往被总量不足所掩盖甚或忽视的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恰如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所言:“对经济资源的分配实际是对价值的分配,即对事物重要性的排序。”在一些地方政府,“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只是一个时髦的政治标签,实际上,铺大马路、建大剧院、造大广场、筑高楼大厦之类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远重于“教育工程”;“三公”消费逐年提升,教育经费则是原地不动甚至下滑,这反映出教育的贫困首先是一种价值贫困的基本事实。

      就以教育领域自身的现状来看,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情形也是比比皆是,且不说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也不说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差别、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差别,就以大学而言,被分为三六九等,其最重要的区隔便是国家财政投入的多寡;在“985”、“211”等教育工程之内,政府拨款也多以学校而不是以学科来划分,普通的地方院校即使具备学科优势也难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至于地方政府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全部掌控在自己手里,却不愿意破费改善弱势群体的教育颓势,更是屡见报端,如3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载:“有的地级市花20多万元装修一间历史课教室,而不少农村学校连起码的操场甚至连一台电子琴都没有”。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经费的投入不仅仅是资金如何分配的问题,它还关涉机制建设问题,即:由谁来承担教育资金的财政责任?由谁来检查、督办教育资金的实际投入?检视目前的法规,它只是笼统地提及“国家”或“各级人民政府”,未有明言由谁来落实责任。在一个有五级政府的国家,这种责任主体缺位的现象显然在执行力、督查力方面虚弱,追究责任更是“板子不知该打谁”。如是,教育资金是足了,但效果呢,不容乐观。——这乃是我们在喜闻“4%”承诺时必须思考且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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