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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腾跃须过道道难关

2012年1月26日 10:52

选稿:天潼  来源:东方网  作者:周锦尉  

      龙年伊始,IMF调低了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为8.2%。各级领导人在新春贺词中大多都说到,今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处于“复杂”的情况之中。

      这种复杂性首先来自国际经济环境。

      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外向度越来越大,我国2011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达4.7万亿美元,居世界前列,外贸依存度高达49%。由此,我国经济发展,外需的作用甚大。如今,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语),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2007年10月开始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是起因,以后病染全世界,中国也不能幸免。当我们以4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有效率地走出危机影响过程中,给世界各国也带来发展的不少机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1年出现的美债、欧债危机,又一次影响中国,我们记得,去年8月初,标普下调美国的信用级别,我国股市立马就跳水下跌,股民损失惨重,至今还被熊市困扰。目前国际经济发展乏力,影响中国经济拉动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外需的增强,近几月,反映订单好坏的我国的PMI指数又跌进50,处于“不景气”区域。我们的战略安排,转向启动内需的发展道路,但外需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动的主要动力之一,保外需是我们的重要战略。而外需的变量掌握在洋人手中,这个变量显然处于“复杂”情况中。

      所谓复杂性,当然主要还是国内发展的情况:

      一是发展阶段出现变化。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回落,仅仅是在宏观经济紧缩背景下的一个周期性的回落吗?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二战以后这些高增长的国家的历史经验,发现二战以后进入国际化进程的国家里分为两类,一类是失败者,占多数,即进入人均GDP4000-6000美元之后,速度就下来并上不去了。少数几个国家、地区比较成功,主要是日本、韩国、德国和我国的台湾。德国转型发生在60年代,日本的转变发生在70年代初期,韩国的转变发生在9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去年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也进入了这样转变的阶段。

      2011年以来,有两个情况特别需要引起关注。一个情况,投资拉动开始减缓。基础设施投资在总投资中间的比重持续下降。基础设施2009年达到投资的30%以上,到2011年降到约21%。房地产整体下降,如果没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占房产投资的五分之一),增长速度更会有较大下降。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下来了,制造业的政府投资速度也会下来,因为三者之间相互依赖。整个投资回落的态势已经相当的明显了,已经低于最近五年来投资增长的平均趋势。第二个情况,东南沿海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和北京的增长速度,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投资出现了负增长,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没有过的,而这几个省市占到全国GDP的50%以上,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地区,中国经济要回落它们会先回落。

      二是内需调控有难度。内需,广义考察之,有消费和投资。两者,相比之下,投资容易调控。2008年国家启动4万亿的宏观政策,主要是拉动投资,这是政府可以作为的“看得见的手”,其中也有启动消费的政策,比如农民的消费,也得政府给资金补贴,优惠出售家用电器和小排量汽车。其他消费行为就难以以简单的号召来“调控”了,因为市场经济情况下,还是“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的。

      具体考察,1998年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重为59.6%,而2010年最终消费率占GDP比重为48.6%,可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下降。这种状况表明,居民消费份额持续下降,意味着经济增长与改善民生没有同步,人民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

      消费不足有这样几个原因:

      1、居民收入水平增长较慢,严重制约消费能力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一直慢于GDP的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9-201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9%,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3%和7.3%,二者增速相差2.6个百分点。

      2、社会保障能力的低下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着居民对未来风险的预期,进而影响居民的当前消费,影响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效果。而储蓄率往往是最能反映居民对这种未来预期的函数。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表明,自1990开始我国的储蓄率就已经接近40%,高出世界储蓄率约l8个百分点。从2002年开始,我国储蓄额占GDP的比重有明显的上升,2008年一度达到51.3%的高点。由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不充分,城乡居民消费时存有“后顾之忧”,这是导致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在农村,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新的养老保障制度尚未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在应对疾病风险时保障能力有限,另外,义务教育之后的高等教育也都对家庭支出提出很大挑战,使得一般收入家庭的居民对未来缺乏乐观预期。因此,降低当前消费、增加储蓄成为绝大部分城乡居民应对不确定风险的主要方式。

      3、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和中等收入人群比例过低约束消费能力提高。社会财富一定的情况下,由于财富分配的结构不同也会对消费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显然低于低收入者。而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的“二八效应”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钱集中到了百分之二十的富人手中。无论是在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的城镇内部,还是在人均纯收入较低的农村内部,都存在着显著的收入分配差距。自2000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开始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最近几年随着通货膨胀和房价的连续攀升,更加剧了贫富差距程度,使得基尼系数连续几年上升。另外,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比例过低,而中等收入人群往往是一个社会需求的稳定力量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三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制约,妨碍了我国经济能量的进一步释放。抑制中小企业发展,既影响范围更广领域、更涉及民生需求的投资,又影响中低层收入人群消费能力的提高。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进步,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不断加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国家产业政策造成的国有垄断,阻碍了私人资本在很多领域的进入,由于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政策支持落实不够,使得私人投资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投资意愿和后劲不足。国内金融政策也更多支持以交通、基础设施、重化工等为主,对中小企业投资支持不足。在我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就业和收入的增长都与这些中小企业息息相关,因此,中小企业发展能力受到制约,也就必然影响这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的提高和需求的扩大。

      四是通胀压力仍不能低估。去年我国的居民消费指数为5.4%。据经济学的口径,通胀在3-5%,就成为是“温和通胀阶段”,超过5%即“明显通胀”,我国的通胀压力不能低估。如今通胀有一个特点,即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的通胀。所谓成本推动型的通胀,相对于需求拉动型的通胀,是不一样的。需求拉动型的通胀,政府可能把货币发的多了,货币政策调整一下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有时候货币政策的作用不太明显,有时候会大打折扣。成本上升有几类情况,比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了,这没有办法控制,由于我们的进口量(石油、铁矿石等)比较大(都各占我国需求量的50%左右),形成输入型通胀,我们必须承受(“输入型”通胀还包括海外热钱的大量输入等)。再一类就是劳动力成本在上升,服务价格在上升。如这几年保姆价格上升很快,“月嫂”等高级保姆都上万了,一般的保姆也两三千。但干的活是不是质量提高了?也许不如以前了,这就是供求关系决定的。农产品价格也在上升,农产品价格最近一段时间又开始渐渐回升了,所以通胀的压力不能够忽视。劳动力价格、农产品价格、服务价格,总体上是上升趋势,很难把它压下来。还有一些价格,比如说一些基础性产品价格。因为一些基础产品的价格是垄断的,价格人为地被抬高了。如果垄断性行业不改革,这个价格仍然是高价。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成本推动型通胀阶段,这个时期还不会太短。

      我们已经满怀信心地迈入龙年。中国的崛起,让世界感受着“龙在呼吸”。我们信奉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的嘱托,当然,这个发展,是科学发展。这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从人民的需要出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下定决心,不动摇。然而要发展,就有困难,我们要清醒估量种种困难,形成应对之策,要学唐僧与三徒弟取经的精神,不屈不饶,破一片片荆棘,斗一个个妖魔,闯一道道难关,达到胜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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