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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三个阶段
2010年3月23日 09:52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周锦尉  

  建设学习型政党,首先是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这里包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尤其要进一步珍视开掘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富矿,突出学习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成果。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除重视学习“老祖宗”经典的著作外,一刻也离不开学习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弄懂弄通其中的重要观点,把握其立场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在于实践,在于不断与实践结合,进而迸发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量。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展现其勃勃生机的最好载体与平台,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矿藏。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60年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判断,就渗透着学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及积累的功底。

  中国的发展和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不断与时俱进的鲜活的理论。这里,笔者重点论述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与时俱进的三个阶段的思想成果。这三个阶段以领袖人物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统领形成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想成果。这些思想的成果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奋斗,凝聚着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汲取世界各种文明成果的“拿来主义”的创造,也就是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党性立场。

  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科学理论价值,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应该具有这样四个特性:一是这一理论要回答人类文明进步中关心的课题;二是这一理论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三是这一理论有一个内在的、相互贯通的逻辑系统;四是这一理论具有原创性(包括理论独特性原创,不同阶段、不同国情应用性原创,集成性原创等)。

  这三个阶段,大的历史任务是不变的,这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新时期有30年的时间,邓小平从“文革”后期复出到1992年南巡谈话,约20年时间,江泽民从任上海领导工作(《江泽民文选》从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1980年的文章开始收集)到十六大卸任也有约20年时间(主持中央工作13年),胡锦涛从进入中央政治局任常委(1992年)到十八大又有约20年时间(主持中央工作10年),期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历着具有不同任务的发展阶段,所遇到的挑战有所不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思考所反映的思想成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的核心领导的思想水平,反映着集体智慧的结晶。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是在什么情况下思考、回答和解决历史课题的呢?邓小平遇到的挑战主要是:文革以后我们急于走出内乱的阴影—

  “穷”的社会主义(以为社会主义“穷则变、富则修”、“越穷越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由此出现严重的“短缺经济”);

  “斗”的社会主义(以为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凡是敌人反对的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就反对”);

  “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消解了市场感觉,不是从社会需求寻找生产信号,而是绝对听从上级,“等靠要”成为人们的理念);

  “封闭”的社会主义(我国是“革命中心”,其他都是“帝修反”,其他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愚蠢”的社会主义(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常常成为政治运动的对象,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稀缺智力资源被无谓地鄙视了、自我抛弃了)

  由此,邓小平提出当代社会主义的“两个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

  邓小平的理论创新包括原始性创新(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涉及、未论及的)和集成性、新时期运用性创新。其中,社会主义本质论”(把发展作为本质的第一条,“发展是硬道理”)、“市场经济论”、“初级阶段论”、“改革开放论”、“一国两制论”、“和平发展论”(列宁认为我们处于“战争与革命”阶段)、“两手抓”或“精神文明建设论”、“三步走战略论”等具有原创新的贡献。“四项基本原则论”、“经济中心论”、“依靠人民论”、“军队建设论”、“统一战线论”等具有集成性、运用性创新的贡献。

  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理论建设不停顿。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的十三年,也取得了卓著的理论成果。江泽民同志把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的理论贡献和理论创新进行总结和提炼,第一次把邓小平的名字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提出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党前进的旗帜。党的十五大正式采用“邓小平理论”的提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曾经有同志对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存有疑虑,他们认为,就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来说,他们都各自回答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课题。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斗争时期的课题,也包括建国初期的政权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体系初步构建等课题;邓小平理论回答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国家发展问题。因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同一个历史时期,都是现代化建设时期,既然是同一个时期,也就形成同一个体系中的理论成果,没有必要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

  其实,这种说法是一种误读。

  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第三代领导集体一系列创新成果的集中反映,我们已经走过的这十三年的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果,检验着江泽民同志的思想和理论的正确性。

  我以为,作为较长的阶段,邓小平同志与江泽民同志碰到的是共同的历史课题。从粉碎“四人帮”到“南方谈话”,邓小平经历了不断思考、回答和解决许多历史课题的过程,这一过程大约有十七年的时间。而“南方谈话”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要解决的课题又有新的特点,如果从十三届四中全会算起,(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表达时间有交叉的几年)也经历了十三年时间,这个过程中,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也取得了值得写入史册的理论成果。

  就江泽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时所经历的“小阶段”的不同点,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思考、回答和解决历史课题的呢?这时的情况主要也有六个特点:

  一是中国走出“短缺经济”状态,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开始迈入小康社会;

  二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政治多极化的态势呈现;

  三是经济全球化趋势更为明显,互联网逐渐普及,世界各国相交往的物质、技术更雄厚,交流更为融合;

  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推进,改革进入攻坚战的阶段,基本群众的利益被调整的力度增大、幅度加大;

  五是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利益关系多样化发展,人们的选择性、独立性、自主性加大;

  六是多社会阶层出现,新阶层规模扩大。

  由此,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江泽民同志思想和理论的特色,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历史课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着重思考“一些大党老党由于不适应新形势而失去执政地位”的教训,与时俱进,作出“吸收新阶层先进分子入党”等重大决定,并勇敢迈入先前被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的WTO组织”,把现代化事业大大推进了。

  改革大潮奔腾向前,党的理论也不断创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进入21世纪、在十六大以后,继续领导中国迅猛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的好势头。我们党的理论方面也有新的作为,提出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我们事业的指导方针,并形成和提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等具有统领全局意义的思想和理念。

  值得珍视的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执政为民方面有了新的创造。

  这一阶段,从“世情”看,国际经济全球化、国际发展多元化、各国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加剧,世界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与世界的联系越紧密,国外发生的新情况让我国建设应对的“变数”就越多。从“国情”看,在我国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没有变化的同时,国内的形势给共产党人的考验连连:

  其一是增长方式的粗放、低成本竞争资源流失;

  其二是发展的动力“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中外需依赖日益偏大;

  其三是城乡、地区、人群收入差距还在拉大;

  其四是“私人品”的丰裕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公共品”不足的矛盾显现;

  五是思想道德行为一定程度失衡、尤其是诚信体系的失却,令人担忧;六是经济发展中资源环境的代价过大等,挑战十分严峻。

  从“党情”看,党内在总体适应的情况下“不适应”依然明显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包括“第一把手”权重太大,提拔干部决定权民意测评的权重太轻,“纵向监督”的制度设计和运作力度不够,党员主体作用发挥还有很多文章可做、以及反腐败形势严峻等。

  从政党学说,适应性是一个政党成熟的第一标志。为适应和针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十六大以后不久,胡锦涛同志提出“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后又提出“关注和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提出“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等。

  据我所知,2003年,我们党刚提出“以人为本”的重要理念时,曾经有同志存有疑虑,认为“我们党的传统就是‘'以人民为本’、‘以群众为本’,提‘以人为本’的‘人’'容易抽象化”。然而,党中央还是坚持提出十分正确的“以人为本”,并将之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我理解,“以人为本”的“人”,既有共产党传统的“整体的人”,即人民、群众的涵义,这是不能改变和动摇的;而且,党中央又重视了宪法意义的“每个公民”的“单个的人”,要尊重、保障、发展他们的权益。《人权行动宣言》、《物权法》的制定和颁布都体现了共产党人在这方面意识的进步。

  又比如,“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的关注和解决”的提法,显示着我们党对人民利益的“长远与眼前”、“全局与局部”、“集体与个人”几对关系处理认识的深化。过去我们对这几对关系,强调、处理与教育的是这三对关系的“前者”——长远、全局、集体,强调时是“理直气壮”的,而对“后者”——眼前、局部、个人,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在“左”的影响下,更会“狠斗私心一闪念”。现在,胡锦涛说的这三个“最”,我理解,隐含了重视群众眼前的、看得见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我们应该在尊重公民权益的前提下,加以统筹和协调。

  又比如,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说明我们党在公权力的使用方面,更重视民众的需求“信号”,这是执政者行动需重视的“第一信号”。同时,更注意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发扬民主,更加有意识、更加自觉地从普通的群众中直接汲取营养。同时,我们党既在一系列重要的提法和阐述上有所创新,又注意在实践上有所突破。比如,对人权有精辟的阐述,并制定了人权的行动纲领;对“和谐世界”有创新而大胆的阐述,并有积极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参与世界各类的峰会(东盟、APEC、G20)的行动;又比如,在重视党员义务的同时,提出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又重视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选举权,尝试各种制度设计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使得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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