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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方式"全国再动员的联想
2010年3月15日 10:06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周锦尉  

  一年一度的两会已经落下帷幕,每年两会,代表委员议论国是、畅所欲言,涉及百姓关心的各类事情,而每年两会议论的事项,会聚焦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很清楚,今年的主题是:“转方式”的全国再动员。

  人代会审议通过的主要文件——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分析了金融危机下的国际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提出了通过“转方式”,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轨道。胡锦涛同志和中央各位领导都在分组的讨论中提出,精心做好转变发展方式的大文章。

  “转方式”的重要性,首先来自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经历轻工发展迅猛的时期,资本投入相对较少,而产出较快的特征,使得轻工的利润率较高,那时,家电、服装等工业指标飙升,连与之关联度最高的商业也十分看好。而轻工利润的奇高,成为市场调节的信号,大量资本的涌入,使得社会需求有限的轻工业的利润“摊薄”,资本由价值规律所使,向投资额大、产出率慢的重化工业转移,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重化工业迅猛的时期,而且,这时的基础设施建设、楼房和商务大楼建设、汽车进入家庭等需求,促使重化工业的发展。有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的轻工与重工业的增长和份额大致持平,2001年,第一年出现新时期重化工业增长超过轻工业增长1%,2003年超过5.6%,份额也上升,面前全国的重化工业比重超过65%,上海的重化工业比重(2009年)78.1%。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占地大的企业大量发展。而且,这类企业大多为制造业,在生产好价值链上,处于“赚低档钱”的的阶段。工业化的更高阶段是“深加工”、“科技含量提高”、“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我国急需较快地由重化工业较为兴旺向更高阶段发展。

  “转方式”的重要性,其次来自改变国际分工的位置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胆走向了世界,参与了国际的分工。但我国工业“赚的钱”还是“很可怜”,电视机出口,每一台只有10元人民币,手提电脑组装每台40美元,DVD每台赚1元,一捆葱的钱!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将中国视为国际“离岸经营”的“集结地”,也就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好地区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最好的地区是中国,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和较为丰裕的土地和其他资源。一些著名的品牌商品制造商,常常因为自己的厂房不能达到大批量生产的要求,又或者需要某些特定的零件,因此向其他厂商求助。这些伸出援手的厂商就被称为OEM(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r,原始设备生产商)。如今的时代是跨国公司驰骋全球的时代。跨国公司在全世界配置资源,中国是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比较便宜的地区,跨国公司在中国建厂,用他们的知识产权和经销优势结合中国的优势,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以经济发展的生产链来观察,欧美企业更多地是赚取“微笑曲线”的研发和经销的两端利润“丰厚”部分,我们则获得“微笑曲线”中的低端部分。据说,欧美的大部分名牌服装在我国的江浙加工,而每件的所得江浙企业只有1美元左右。就是附加值很高的高级面料的绝大多数也是从欧美、日本和新加坡进口的。《日本经济新闻》的一个报道说,“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悄然变化”。中国贸易顺差激增的原动力不仅在廉价服装出口增多,高技术产品出口也急剧扩大。电脑、集成电路、新材料等高科技产品从2004年由逆差转为顺差。另外,外资对中国出口的贡献也大为提高,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占中国出口的60%,诺基亚在中国1995年设厂以来,已经生产2亿部手机,有一半供出口。笔记本电脑产量占全球80%的台湾企业,其中90%在中国大陆组装。尽管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有了很大变化,机械电子产品占三分之一以上,高科技产品也有一定的量,但不少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业绩。我国出口额的55%,高技术产品中的86%,都是外资企业生产的。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资源鼓起外国人的腰包。

  “转方式”又是改善民生的需要。经济增长处于粗放式的重化工业状态,相应的考核指标就是GDP,这一指标成为“指挥棒”,就会忽视投资与消费结构中“消费”份额的提高,而是盯住了“投资”份额的提升,加上经济危机情况下权宜之计在于投资的拉动,消费份额的下降又在情理之中。因此,这次两会也注意了投资和消费结构的改善。由这个国民经济的主要结构,也联系着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居民消费率表现为“保持低水平”。国民收入增长结构和社会财富积累增长结构状况的一个指标,是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比较,数字显示,1990年到2005年,国内投资率年均增长为20.8%,同期消费率年均增长为4.1%。1980年至1990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为62%,之后逐年下降,2005年仅为52.1%,消费率中有政府、企业事业等的消费,消费率重要的是看居民消费。1991年的居民消费率为48.8%,2005年下降为38.2%。这次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在政协答记者问时说,现在的居民消费率为35%,争取三年里提高到50%,这样有相当于5万亿左右商品的资金用于投资的,转变为让居民消费,可以改善民生。

  “转方式”还影响着资本与劳动在收益方面的比重。倘若劳动处于赚钱低的状态,劳动的收益就难以提升。我们靠的是“低成本竞争”来取利。这些年资本与劳动在收入份额中的“此起彼落”值得我国警惕。有数据显示,劳动与资本在收入中的比重失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后,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其中就有劳动、资本在收益中的比重。研究数据表明,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1978年到1983年有上升,从42.1%上升到56.5%,以后就一直下降,到2005年的比重为37%,比1983年下降了19.5个百分点。而以经营盈利和折旧资本所得及生产税净额为代表的资本收入则持续上升,1978年在GDP中的比重为57.9%,2005年上升到63.3%,加上其他因素,资本的比重实际上升了约20个百分点。也就是劳动下降了约20个百分点,而资本上升了约20个百分点。

  众上所知,“转方式”刻不容缓。

  有一个生产链的“6﹢1”的公式,“6”是生产链的前端——“研发、设计、标准”,后端——“品牌创造、销售(批量和零售)、服务(销售过程中服务和售后服务)”,“1”是制造过程,我国的制造过程较为兴旺,其他的“6”价位薄弱,缺少自己的品牌和研发的投入。转变方式,就需要我们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上下功夫,需要在先进制造业发展上下功夫,在创新高技术上下功夫。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调整”,包括加快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母公司的公司改革,实现产权多元化;包括引进竞争机制,放宽市场准入,推进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包括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注意调节各方面的利益,并不对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产生影响。还包括稳定对外贸易,着力拓展市场、调结构、促平衡。重点扩大机电和高技术产品,严控“两高一资”的出口,并且要推动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协调发展。李克强在小组审议时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滞后最大的症结在于体制机制不合理。如果没有体制上的重大突破,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因此,转方式的根本出路还是深化改革开放。如果说,新时期30年的改革开放使得我国走上了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那么,在新的征程上,我们仍然以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的步伐,取得更为令人惊叹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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