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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哲学
2010年3月8日 10:28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周锦尉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做蛋糕”与“分蛋糕”是有很大的学问的。记得在走出1929年—1933年经济危机的过程中,美国罗斯福总统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强调主要着力“把蛋糕做大”,以此才有“分蛋糕”的基础。以后,美国在社会福利方面进行细致地“分蛋糕”。我国经济生活,从计划经济的财富“短缺状态”走出来,改革最初的战略思路也是“把蛋糕做大”,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路,具有胆略地打破传统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分配的思路。改革进程30年以后,“蛋糕”是做大了,然而,收入差距则越来越拉大了,而且有令人焦急的扩大的趋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我国贫富悬殊已经达到黄色警戒水平,如果在五年内没有有效措施的话,贫富悬殊将达到红色警戒危险水平。”

  我国的贫富悬殊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统计数字显示:

  一是全社会人群收入差距扩大,最富的10%人群收入在全社会收入份额中占45%,其中最富的1%人群占的份额竟然达到全社会份额35%,而最低收入的10%人群在全社会收入份额中只占1.4%。

  二是宏观分析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显示,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0.49,而瑞典为0.23,日本为0.35,台湾地区0.36,印度为0.33。三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在扩大,1978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的收入的差距是2.38倍,1985年有所缩小(主要因农村的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民得益明显增大),差距是1.85倍,2009年则扩大到3.33倍,而世界城乡居民收入的平均差距约为1.7倍,发达国家差距为1.15倍,韩国的差距为1.14倍。

  四是地区收入差距拉开,人均GDP最高地区是上海,2009年为11320.4美元,最低的是贵州,为1350.9美元,差距约为8.38倍,而印度最富的邦与最贫困的邦的差距为4.55倍(1996年统计)。

  五是劳动与资本在收入中的比重失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后,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其中就有劳动、资本在收益中的比重。研究数据表明,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1978年到1983年有上升,从42.1%上升到56.5%,以后就一直下降,到2005年的比重为37%,比1983年下降了19.5个百分点。而以经营盈利和折旧资本所得及生产税净额为代表的资本收入则持续上升,1978年在GDP中的比重为57.9%,2005年上升到63.3%,加上其他因素,资本的比重实际上升了约20个百分点。也就是劳动下降了约20个百分点,而资本上升了约20个百分点。

  六是居民消费率下保持低水平。国民收入增长结构和社会财富积累增长结构状况的一个指标是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比较,数字显示,1990年到2005年,国内投资率年均增长为20.8%,同期消费率年均增长为4.1%。1980年至1990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为62%,之后逐年下降,2005年仅为52.1%,消费率中有政府、企业事业等的消费,消费率重要的是看居民消费。1991年的居民消费率为48.8%,2005年下降为38.2%。这次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在政协答记者问时说,现在的居民消费率为35%,争取三年里提高到50%,这样有相当于5万亿左右商品的资金用于投资的,转变为让居民消费,可以改善民生。

  中国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实行的“均贫富”的分配方式,工业的国营企业学习苏联的八级工资制,农村则实行工分制,“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人喊过“36元万岁”的口号。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打破了这种普遍平均主义的做法,这是正确的战略选择。就是这二三十年,城乡人们的收入都有了极其明显的提高,2009年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分别是1978年的38倍和50倍(农民1978年收入为134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43元,2009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农民收入为5153元),就是将物价因素算进去,收入增加还是人们可以明显感受的。然而,也就在这三十多年里,人群之间的差距明显拉开了,如在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同学中,二十多年前收入差距仅在一倍之内,现在不少早已下岗、退休,即使在上班,有的工资仅有一、二千元,但也出现了千万、甚至亿元家产的富翁。

  现在,两会热议收入差距问题,代表委员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调要“协调发展”,解决不平衡问题;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收入差距太大,会出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风险。《江泽民文选》第一卷收入了他的一篇过去未发表过的文章——《做好经济风险的防范工作》,这篇文章分析了经济风险的防范的重要性,说到有四方面的工作会涉及风险问题,其中一方面就是收入出现差距和地区出现差距。

  法国著名社会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有过一个经典的社会学案例,他曾经解剖过英国、法国大革命前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后发现,这两个国家有过较相同的社会现象,都曾有过在市场经济发展以后的经济繁荣,但社会建设跟不上,出现很多社会矛盾,以致“民众的抱怨四起”。其中第一条就是人群收入差距的扩大,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社会学家分析说,收入差距拉大,会出现差距的两端人物——暴发户和落魄者,他们的社会行为、消费行为会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相当数量的暴发户的炫耀性消费和犯罪性消费(色情、毒品、赌博消费)、以及落魄者中的大胆妄为者的反社会的铤而走险,都会危害社会。而收入太低又难以提高,就会出现以暴力掠财富的行为。一般而言,收入差距扩大,会出现社会心理的不平衡,甚至心理失衡,至少产生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发展经济学认为,在人均GDP2000美元左右的阶段,收入差距加大会出现,人们出现对收入差距的敏感度提高、容忍度降低的心理情绪。目前,我国的人均GDP为3683美元,阶段性的特征就有一定的显现。

  上海有关部门的调研材料显示,上海的国资委管理的国企主要经营管理者与职工的收入差距达约9倍,而劳动社会保障部的一项调查材料显示,这个差距在全国高达20倍。这种悬殊已经相当严重,亟需我们采取有力的措施将差距缩小。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开出了药方”,提出一些重要举措,主要有:一要抓紧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二要深化垄断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控制政策。三要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打击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总体来说,还包括在发展经济、提高效率,即在把蛋糕继续做大的前提下,提出增加就业岗位,建立农民增收减负成效机制,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坚持反腐败、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还要实施加大工资制度改革的推进等多种措施。温家宝在报告中铿锵有力地说:要“坚决扭转差距扩大的趋势”,引起全体代表热烈的掌声。我想,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努力,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地区发展战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改革尤其是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改革做起,用好“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哲学,一步一步去追求社会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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