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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权力协调利益的水平
2010年3月4日 09:42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周锦尉  

  开春,地方两会、而后全国两会进入民众的生活中。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做了深入调研以后,带来民意、会聚两会,行使公权力的集中履职和政治协商。

  代表、委员受人民的委托,赋有倾听民意、表达民意,协调利益、整合利益的使命,公权力运作的关键词是:“利益协调”。

  利益,天天遇到、时时碰到。共产党人的“利益观”有传承一面、也有丰富发展的一面。“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最言简意赅地表达我们的利益观。2003年以后,我们党提出“以人为本”,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丰富了我们的利益观。有同志曾经有“以人为本”的“人”容易“抽象化”的顾虑,认为还不如提“以人民为本”、“以群众为本”来得“鲜明”。党中央还是毫无顾虑地提“以人为本”。这里既有我们一贯强调的“整体的人”——人民、群众利益的内涵,又强调了过去曾经有所忽视的“单个的人”——宪法意义的每一位公民利益的含义,包括“局部的人”、“特殊群体的人”的利益。胡锦涛同志又提出,重视群众的“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利益,我理解,在我们一直强调的处理好“长远与眼前”、“全局与局部”、“根本与具体”、“集体与个人”的“四对关系”方面,又有新的内涵拓展。过去比较强调前者,后者只不过是“融合”其中,即使说到,并不“理直气壮”。而现在的“三最”,对群众“看得见的利益”、“直接的利益”也重视了,可以大声说了。还有从“三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到“三问”(“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也有利益观的丰富。前者是强调党群的“情”与“利”的联系,后者则强调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很重要一点是:政策、方针、方案制定的“第一信号”是来自群众的“需求”,而且要善于从人民群众中寻找、汲取“锦囊妙计”。

  改革开放,简言之就是利益调整。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科技体制等,每一次调整,就“动了奶酪”,有得益者,也难免有暂时的受损者。从我国改革开放的较长过程来观察,初期,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体制的“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来看,属于“大家得利”的“帕累托推进”,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进入“非帕累托推进”阶段,每一项改革措施出台,总有“暂时受损者”,利益协调和调整的难度提高了。而且,随着发展和改革的推进,企业改制,涉及基本员工的“饭碗”;征地拆迁,涉及城乡普通家庭的“生计”与“变动居住地”;生产和食品药品安全,涉及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发展与改革进入“关键期”、“矛盾凸显期”,要“更多关注民生”的呼吁,并非空穴来风。

  现代政权实行的都是代议制。人民群众通过选举,把公权力“让渡”给选出的代表来行使国家事务,通俗来说,就是委托公权力操作者“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以保障公民的权益。民主的实质就是规范和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权益。从公权力协调利益视域观察,也有一些新变化、新情况。比如,人大的主要职权——立法,这是以法律法规的制度平台,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就有一个从“罪与非罪”(刑法来调节)、“是与非”的调节,逐步较多地向“合法利益”之间的调节转变。“罪与非罪”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是与非”是“你对我错”的关系,这种调节与规定都很重要,我们的法律法规规定得很明确,当然,根据新情况也有修改,如刑法就有修正案,但总体上我们有了刚性的规定。尽管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今年争取形成,相比之下,合法利益调整方面的任务,还有很多工作会不断需要我们去做。比如去年上海人大审议通过的控烟条例,调节的是烟民与非烟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吸烟有害健康,是个常识,但尼古丁瘾的魔力也迫使相当数量人步入烟民行列,然而他们亦有合法权利,完全剥夺“吸烟”权利,显然不适当,最多是个“此消彼长”的长过程。今年已进入立法规划的“犬类管理条例”,更是一种“合法利益”之间的调节。十年前去欧洲,感觉那里城市街道上“车多、牵狗的人多”,想不到这种现代生活已在我们这里出现,不仅是富裕的家庭,一般的家庭,养条狗,增加生活情趣,十分普遍。抽样调查蛮有趣,赞成养犬和不赞成养犬的,旗鼓相当,是两个“50%”,而要制定这个条例的选择,则是“100%”!由此可见,这种协调不是“你去我留”的处置,而需要立法者广泛听取不同群体的意见,视目前的客观条件,贡献智慧,形成法规,给养犬者与讨厌、反对养犬者都留下法规制度的空间,以保障各方利益,尽可能使他们相安无事,取得社会和谐。

  人大立法的活儿,程序多、实践成本高,而社会变动快、突发性事件不少,完全靠立法,有时会“远水救不了近火”。好在人大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有多种“武功”,运用监督的职能来协调一些利益关系,是重要的选择。、“莲花河畔景园”倒楼事件发生以后,人大及时组织展开全市“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通过细致调查,提出低价招投标竞争、监理作用缺失、工程量大以后建工单位资质下降等不少有价值的意见,为处理此项社会关注的事件,作出其特有的思考和建议。

  随着文明水平提高,民众越来越对保护自身利益“很在乎”、对自身利益受损“很敏感”,而且,由于利益层次多元,利益调整中的新情况多、新要求也多,能否在利益诉求多元化中做到利益协调多元化,是执政能力的反映。这种“利益协调多样化”,有渠道、平台的多样化运用,如做好信访工作、基础化解矛盾、依法办事等,也有在不同类型的利益矛盾处置的不同,其中,提升公权力协调利益的水平,是重要的方面。这就需要各级干部遵循群众路线,在实行公务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三公”——公开、公平、公正,由此方能不断增添公权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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