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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发展与长江三角区域合作
2009年11月19日 09:43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周锦尉  

  今年以来所说的“低碳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发展、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议论话题。比起先前“十一五规划”所倡导和实施的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更强调降低化石资源消耗的水平,体现着人类发展的带有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思路。1969年,当美国有关机构把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犹他州州立大学的计算机主机联接起来时,世界震惊这次“阿帕网”(ARPANET)的“技术冲击”。1980年,阿尔温?托夫勒将它称为“第三次浪潮”,预言“人们将进入电子小屋”。1992年,美国高峰会议提出“互联网”概念,次年,美国政府启动“信息高速公路”实施工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战略,给地球人带来发展的巨变和欣喜。

  今年6月美国通过的“清洁能源法”,尽管有将征收“低碳税”列入条例的霸权含义,但其战略的意图是十分清晰的。人类发展到21世纪,更多的财富要花费在“用其他替代物来降低化石资源的消耗”,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这里需要理念、技术、法制的支撑,需要得到区域间的合作与互动。近日由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牵头组织的一次生态文明与长三角的研讨会,传递着一些思考的信息。

  低碳经济既然有战略意义,首先应放在战略位置。如今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千头万绪、方方面面,有太多的蓝图要规划,有太多的事业要耕耘。而我们的各级领导又是任期制,五年一届,只能连任一届,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干部还常常半届就另换新的岗位。在现代化高速发展期,“权力点”增多,权力点急需合适的干部,一些素质好、能力强的干部,在相对短的时段,走过多个岗位,也在情理之中。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显现出来了,即干部政绩考核“压力”下的规划和操作的“短期效应”。城市形态的变化、基础设施的大力改善,这是“第一类纯公共品”,这类建设“看得见、摸得着”,而且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主要需求。铁路、高速铁路、公路、高速公路、桥梁、地下铁、旧区改造,都是“全民共享”的产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做也来不及,干好了,政绩就记录在其中了。反观生态建设的较多项目,往往是“中长期项目”。比如太阳能、风能项目,技术难、成本高,入电网时,政府还要补贴,短期内鲜有成效;植树造林、河湖水质改善,都不是“一朝一夕”短期内能看出变化的。这一任投下去的财力,常常成为“后任”积累政绩“筹码”。由此,有些干部就讲“现实”了,短期能“显绩”就“先上”,难显绩的,“从实际出发”吧。就是在发展和理念较先进的长三角地区,领导干部中也不同程度存在这种“政绩战略”。

  低碳经济的战略意义,集中体现在“调结构”的战略意识和举措的安排。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的重化工业较为活跃的阶段,有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的重化工业的比重在工业比重中占62%,上海占74%。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有很大的分量。据我参与的人大节能的调研,节能比例中,产业结构方面为75%的贡献,技术为25%的贡献,也就是,这个省市或地区高能耗的企业多,整个工业发展的能耗就难以明显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能耗有明显下降,1980年万元GDP能耗为4.28吨标准煤,2007年为1.16吨标煤。从长三角地区来说,处于降低能耗较好的地区,浙江、上海、江苏的万元GDP标煤能耗分别为0.828吨、0.833吨、0.853吨,处于全国的第三、四、五名。而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们依然有较大距离。国际以1公斤标准油/1美元GDP计算,美国2001年为0.15,日本为0.08,而中国为0.49,我们分别是美国的3.26倍,日本的5.3倍。其中很大的因素在于产业结构的优劣。上海前年关闭了以10万千瓦小火电为装机的南市发电厂,涉及了7000多电业工人的转岗、下岗,今年又面临上海焦化公司的两个炼焦炉的关闭,其调整的力度可想而知。这方面的工作,时时在挑战我们的智慧和魄力。

  用能结构的调整,成为低碳经济发展的一个题中应有之议。煤油是我国能耗的主要原料,煤占66.6%,油占21.8%,核电的装机总量占发电装机总量的1.6%,国际平均占16%,法国占78%,日本占30%,我国是铀的富矿国,我近日赴秦山核电公司调研,核电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潜力,十分巨大。还有加大水电、风电、太阳能、地热能发电的事业,我们的潜力也很大。都需要我们在地区、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支持方面有超前性的思路。

  低碳经济发展还需要市场经济手段和技术的支撑。在人大的建筑节能立法调研中,我们注意到“节能还需要市场的交易”,如有一种市场方式叫做“能源合同管理(EPC)”,即通过专业服务公司与客户以合同形式,对节能项目约定目标、运行模式,以节约能源的费用支付成本,受益于机关、学校、医院、企业和公共建筑。另外,节能不只是传统意义的“缝缝补补又三年”式的“节约”,而是不断采用新技术来节约的过程。参加人大常委会视察同济大学建筑节能,给我不少启发。建筑中节能材料的运用就需要一笔投入,带来的是以后的节约;大礼堂的空调设计从座位底下吹出冷风,可调节到一定高度,节约了用电,等等,都需要有微观细节的设计。上海市政府已经付出专项节能费用,鼓励居民用节能灯具和变频空调。我家使用的空调已经有十个年头,看到购买变频空调有“优惠”的广告,就购买了一台新空调,负责送货装配的工作人员说,回收的旧空调将报废,其中的“返还钱款由政府埋单”。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因此,节能“人人有责”还真需要单位和个人“舍得支出”,换来社会节能水平的“上台阶”,也为启动内需增添砖瓦。

  低碳经济的发展,还需要法制的支撑。这里有各自行政区域的立法和执法。上海近两年连续出台《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修订)、关于上海市节能的重大事项决定、《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正案)、《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修订),正在立法调研的《上海市建筑节能条例》等地方法规,以及一批市政府的资源环境方面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提供了发展低碳经济和推进生态文明的法制保障。然而从更为宽广的视野看,低碳经济的法制环境是以“超行政区域”为特征的,比如,长三角的水系密布、相互关联,处于“同饮一江一湖水”的状况,不少法律问题,需要“超行政区”的构思和制度设计,在审议水源保护条例时,就遇到黄浦江水源的上游是江苏省的水系。又如,交通是用土地资源的活儿,而一省一市的交通枢纽和网络的构建,一定离不开对邻省邻市的影响,浙江的“杭州湾大桥”对上海发展直接有“利好”,而刚通车的上海长江隧桥工程,不仅对崇明、还对苏北的发展就是“大利好”。还比如,区域大气的保护,更难划清界限,长三角区域的大气是直接关联的,需要作较为统一的法制思考和整合。我们注意到长三角各省市的人大立法工作部门已经展开这方面的讨论和研究,我们期待,加紧法制推进工作,使得长三角的生态文明建设形成有效的法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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