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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型政党战略三论(上)
2009年11月18日 10:12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周锦尉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曾经说过:读书好比攀高峰。攀上高峰,视野广阔,不读书,好比在山沟里摸索,苦恼得很。在《学习与时局》的著名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将党的建设与党员的学习现实、学习历史联系起来,强调由此才能把握战略、把握大局。重视学习,热爱学习,成为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

  十七届四种全会提出,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形势,党确定六个战略任务。其中第一个任务就是“建设学习型政学习党”。《决定》在这方面提出四个新要求新举措: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二是学习克思主义要做到“四真”,即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三是树立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四是将学习能力、学习意识作为考核、选拔干部的重要依据。这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为完成新任务的具有高瞻远瞩的一个举措,提出了共产党员在现今“学什么”和“怎么学”的课题。

  一、学习型政党战略的标志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三化”

  建设学习型政党,首先是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这里包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尤其突出学习当代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四中全会决定在阐述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急迫性时,分析了党内的“不适应”的六种情况,其中第一种就是党内存在的“三信”问题,即有的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坚定,有的党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不坚定,有的党员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信心还不足。其实,这里主要就是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不够而产生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经典著作,主要是马恩的、列宁的和毛泽东的著作。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老祖宗”,邓小平说过,“老祖宗不能丢”。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受到挫折时,西方极力宣扬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失败了”,当时邓小平就坚定地说,“马克思主义不灵了,没有这个事,共产主义的趋势不可逆转”。如今,尤其是这次世界金融危机袭来时,西方出现“马克思热”、“资本论热”,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再次受到千百万人民的青睐,人们开始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而我们的有些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不熟悉、不精通,尤其是年轻人,很少或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帝国主义论》、《矛盾论》、《实践论》等经典著作,而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经济、政治、文化理论较多地接触、浏览和专研(这也需要),而对“老祖宗”则一字半解,说不到点子上,还在高谈阔论地“反思”。这种情况亟待改变。

  学习马克思主义除“老祖宗”经典的著作,还要学习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弄懂弄通其中的重要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在于实践,在于不断与实践结合而产生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量。中国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展现勃勃生机的最好载体与平台。对我国60年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取得巨大成绩的判断,就渗透着学习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功底。中国的发展和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正确的路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不断与时俱进的鲜活的理论。这个思想的成果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奋斗、凝聚着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汲取世界各种文明成果的“拿来主义”的创造。也就是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党性立场。笔者赴俄罗斯考察,那里的朋友说道,苏联的解体、中国的成功,千条万条,可归结为邓小平的思路的切合实际和戈尔巴乔夫思路的脱离实际。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毛泽东思想,首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且在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市场经济论、初级阶段国情论、“发展是硬道理”论、“三步走”战略论、改革开放论、四项基本原则论、精神文明建设论、“一国两制”论、“韬光养晦”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

  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的十三年,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理论建设不停顿。他把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理论贡献和理论创新的总结和提炼,第一次把邓小平的名字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党的十五大正式采用“邓小平理论”的提法,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有种言论说,就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来说,是回答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社会进步的课题,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斗争时期的课题,也包括建国以后初期的政权稳固、社会主义改造等课题。而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同一个历史时期,都是现代化建设时期,既然是同一个时期,也就形成同一个体系中的理论成果,没有必要写入党章。

  其实,一个理论具有科学理论价值,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广泛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应该具有这样四个特性:一是要回答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关心的课题;二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三是有一个内在相互贯通的逻辑系统;四是具有原创性。就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长河来观察,能够在这个“长河”中形成有价值的理论成果,首先要回答社会文明进步中提出的历史课题,其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后两条的特性也应该符合。毛泽东思想有这样的特性。邓小平理论也回答了中国走出“文革”阴影,全面展开现代化建设以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科技、统战、党建等方面的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并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第三代领导集体一系列创新成果的集中反映,我们已经走过的这十三年的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果,检验着江泽民同志思想和理论的正确性。

  我以为,作为大的阶段,邓小平同志与江泽民同志碰到的是共同的历史课题。从粉碎“四人帮“到“南巡讲话”,邓小平经历了不断思考、回答和解决许多历史课题的过程,这里经历了大约十七年时间。而从“南巡讲话”以后,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要回答、解决的课题又有新的特点,如果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观察,(与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思想表达有交叉的几年)也经历了十三年时间,这个过程中,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也取得值得写入史册的理论成果。

  根据我的研究,就邓小平和江泽民在他们作为中央领导的两代核心时所经历的“小阶段”的不同点,作以下的思考。

  邓小平同志是在什么情况下思考、回答和解决历史课题的呢?我认为当时要急需解决的情况主要有六个特点:一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僵化,活力不够;二是政治运动不断,对阶级斗争形势判断有偏差;三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越穷越革命”,呈现短缺经济;四是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趋势出现,中国比较封闭;五是社会主义在“文革”后,凝聚力、吸引力下降;六是知识分子既被视为“异己力量”,难以发挥作用。由此,邓小平提出当代社会主义的“两个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

  江泽民同志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思考、回答和解决历史课题的呢?这时的情况主要有六个特点:一是中国走出“短缺经济”,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迈入小康社会;二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政治多极化的态势呈现;三是经济全球化趋势更为明显,互联网逐渐普及,世界各国相交往的物质、技术更雄厚,交流更为融合;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推进,改革进入攻坚战的阶段,基本群众的利益调整力度增大、幅度加大;五是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利益关系多样化发展,人们选择性、独立性、自主性加大;六是多社会阶层出现,新阶层规模扩大。由此,江泽民提出了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江泽民同志思想和理论的特色,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历史课题。

  我们的事业奔腾向前,党的理论也不断创新。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进入21世纪、在十六大以后,继续引领中国迅猛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的好势头。我们党的理论方面也有新的作为,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方针,并形成提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具有统领全局的思想、理念。尤其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执政为民方面有了新阶段的创造。这个阶段,国际经济全球化、国际发展多元化、各国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加剧,世界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在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没有变化的同时,国内的挑战和建设考验连连:增长方式的粗放、低成本竞争资源流失,发展的外需依赖偏大,城乡、地区、人群收入差距的拉大,私人品的丰裕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公共品不足,思想道德行为一定程度失衡尤其是诚信体系的失却,经济发展中资源环境的代价过大等挑战,十分严峻。党情中在总体适应的情况下“不适应”依然明显存在。适应和针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十六大以后不久,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以后又提出“关注和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提出“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等。

  2003年,我们党刚提出“以人为本”的重要理念时,曾经有同志存有疑虑,认为“我们党的传统就是''''以人民为本''''、''''群众为本'''',提''''以人为本''''的''''人''''容易抽象化”。中央还是坚持提出十分正确的“以人为本”,将之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我理解,“以人为本”的“人”,既有共产党传统的“整体的人”,即人民、群众的涵义,这是不能改变和动摇的;而且,党中央又重视了宪法意义的“每个公民”的“单个的人”,要尊重、保障、发展他们的权益,《人权行动宣言》、《物权法》的制定颁布都体现共产党人在这方面意识的进步。又比如,“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的关注和解决”的提法,显示着我们党对人民利益的“长远与眼前”、“全局与局部”、“集体与个人”,过去我们强调、处理与教育的是这三对关系的“前者”——长远、全局、集体,是“理直气壮”的,而“后者”——眼前、局部、个人,实际上是没有“理直气壮”的能够“有所要求”的话题,现在的三个“最”,我理解,隐含了,重视群众眼前的、看得见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的尊重、统筹和协调。

  又比如,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说明我们党在公权力的使用方面,更重视民众的需求“信号”,这是执政者第一位的,同时更注意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发扬民主,更加有意识、更加自觉地从普通的群众中直接汲取营养和“锦囊妙计”。

  而且,在一系列重要的提法和阐述上有创新,更注意在实践上有突破。比如,对人权的阐述、并制定人权的行动纲领;对“和谐世界”的阐述、并有积极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参与世界各类的峰会(东盟、APEC、20G)的行动;又比如,在重视党员义务的同时,提出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重视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选举权等,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使得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三化”,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目标。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国后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都是努力这样去实践的。从新时期来说,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有贡献的话,那么,一定程度上,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作出新时期奠定理论体系的基础作用;江泽民在世界社会主义运用出现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严峻时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俱进,在“时代化”方面做出贡献;胡锦涛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阶层群体利益调整幅度加大的情况下,坚定地履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共产党宗旨,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广大民众中增添魅力、增强党和社会主义的凝聚力,作出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理论成果,即在“大众化”上有贡献。

  我是这样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维度”:空间维度——中国化,时间维度——时代化,(理论的运用者)民众维度——大众化,我们党的理论建设就是沿着这“三个维度”不断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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