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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熏逼供案"再度拷问刑讯痼疾
2009年10月9日 09:13
选稿:陆霖霖  来源:东方网  作者:王威  

  把点燃的香烟插入受害人鼻孔,再往其头部套上纸箱,总计耗掉约90支香烟,让受害人连续数小时饱受烟熏之苦,再辅以打耳光、揪耳朵、敲脑门,用裤腰带吊起受害人单臂致其骨折,此外还将受害人双手反铐,鞋袜脱掉,赤脚着地,不让吃喝睡觉,让其备受饥寒困苦。这样的刑讯逼供发生在一个年逾六旬的老者身上,定远县六旬老人王希连就因为上述种种非人折磨而惨死。(10月8日《现代金报》)

  “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在我国这个重口供传统的国家,古时司法官吏曾别出心裁创设了种种施刑方法和各种刑具。而在王希连案中,不仅有殴打、不让睡觉、饥饿等传统方式,还首次出现了烟熏折磨受害人的残忍变态手段,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

  刑讯逼供不仅违背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无视“程序正义”这个基本的诉讼价值,而且严重践踏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漫施笞仗之讯,致多枉纵之狱”。正如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说,“无辜者被屈打成招为罪犯,这种事不胜枚举”,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其背后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刑讯逼供不但对犯罪嫌疑人,甚至对国家的诉讼制度及整个社会都将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

  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禁止非法取证行为,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的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对于非法取得的口供是否可以作为证据采用,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法学界的认识也有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肯定说,认为只要是与案件事实有关联性,且真实可靠,符合实际,就应采信,而不论其来源如何。二是否定说,认为证据的采信不仅要以关联性为前提,还必须具备合法的来源,必须是法定人员依法定程序以合法方法收集。正是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非法取得供述的排除规则持回避态度,才会在客观上助长了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行为的发生。

  另外,我国现行刑法对刑讯逼供处罚偏轻。《刑法》第247条规定对于构成刑讯逼供罪的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然而一旦致人死伤的就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两种最低法定刑达10年的重罪。这就传递给办案民警一个错误的信息:只要不会给犯罪嫌疑人造成严重的死伤,使用刑讯逼供也没什么大不了,即使被发现,处罚也很轻。还有,证明责任分配不合理也是导致刑讯逼供案件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在刑讯逼供案件往往要求由被讯问人提出被刑讯逼供的证据,但是由于审讯是在无第三方监督的封闭环境下进行的,人身处于国家机关的控制之下的被询问人提供“充分”的证据无疑十分困难。目前,这起“烟熏逼供”案的涉案警察已受到法律制裁,但杜绝刑讯“新招”尚须治本之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对刑讯逼供“零容忍”的理念,在法律规定的层面不能给刑讯逼供留下任何空间,同时有必要实行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制度。随着法律的完善和司法工作人员素质的提高,刑讯逼供这一野蛮、不人道的办案手段才会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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