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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吴亮平谈张闻天
2008年7月30日 10:01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张培森  

  今年是老革命家吴亮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吴老的子女来电话邀我写篇回忆文章,脑海里立刻浮现起20多年前我同这位尊敬的老人一段交往的情景。吴老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我不过是建国后一名大学的普通教师,而我为何有缘能与这位革命前辈相识,这就要从1979年党中央为一位重要领导人平反说起,这位领导人就是历史上曾经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张闻天。1979年8月25日党中央为张闻天平反隆重举行了追悼会,追悼大会后,中央决定编辑出版张闻天著作,于是组成了编辑领导小组和编辑工作小组。我本人有幸于1980年由我的导师胡华教授推荐参加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为了收集张闻天文稿和生平史料,就需要访问一些尚健在的他生前的战友,吴亮平同志是张闻天生前与之交往时间最久的战友之一。于是我这个无名之辈便与这位革命前辈有了一段比较频繁的交往。

  撰写此文之前,翻出当年的工作日志,从1981年至1983年这段时间我同吴老的接触和交往至少不下10多次,在我的记忆中,可以说除了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外,他是我那段时期工作中接触最多的一位的老革命家。那时他住在东城艺华胡同,我则住西城丰盛胡同,骑车快点大约半小时就到他家。老人起初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和善可亲,从年龄来说他也称得上是我的父辈,可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到他家每次话别,他都坚持要走出院子送我到大门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突然一天他来到我的小家,为的是把我帮他起草的一篇文章稿费亲自送给我,那时我住的房子很小,没有想到这样一位资深的老革命家亲临我的陋室,当时我真有点局促不安,可他却很快同我的刚上小学的小儿子攀谈起来,笑眯眯地摸着他的小脑袋问道,“长大想做什么呀?”我的小儿子傻乎乎地望着爷爷说:“长大要当解放军!”后来有一段日子因忙于编书没有能同吴老联系,却没想到老人那么早地去世,抱憾的是事前不知道他得病,未能在他去世之前再去见他一面。

  回想80年代我同吴老之所以有那么多次的接触,除了当时在编辑工作中不断有问题需要向他请教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如何看待张闻天作为党史人物的历史价值方面我同他有相当程度的共识。我虽是人民大学从事党史教学的教师,但在过去那个封闭的年代,好多历史真相都不了解。在初步看了张闻天一些原始材料之后,就感到自己过去在许多有关问题上的了解不仅是片面的,甚至是完全被颠倒、被歪曲了的。在了解到历史的真相之后,我对张闻天便由衷地产生敬仰。而吴老作为与张闻天一起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忠诚战友,也是难得的历史的见证人,自然比我对张闻天的认识要深刻得多。这样,我同他就在张闻天这个话题上不断地进行交谈。他在同我的几次谈话中,特别说到张闻天坚持真理的精神,他认为突出显示他这种精神的有两件事,一件就是遵义会议挺身而出最先站出来支持毛泽东,从而在革命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他认为后来长征渡过大渡河,以至直到建立新中国,都离不开这一点,否则真是不可想象。为此他强调这件事要告诉子孙后代。再一件事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毛主席提出意见。他说,革命战争年代张闻天对毛主席出力很大,可算是为党忠心耿耿,但当发现毛主席缺点时也直言不讳,敢于提出意见,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名利。没有想到,这件事却成了他后半生的一个转折点,17年的坎坷一直含冤致死。然而这件事正是体现了他对人民高度负责、坚持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更应该传之后世。

  吴老不但教育我们要把张闻天的精神传之后世,而且主动提出要为宣传张闻天的事迹撰写文章。那段时间他连续发表了几篇回忆张闻天的文章,其中有两篇是他先向我口述,由我记录整理后送他亲自修改成文。吴老本人虽不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但吴老在20年代至30年代同张闻天有过两段密切交往,一段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期间,对张闻天的为人品德有亲身的感受,再一段是中央苏区时期一度在张闻天领导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中担任国民经济部长,目睹了张闻天同毛泽东两位领导人最初从互相接近走向合作的过程。

  吴老同张闻天是1925年一起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入学后两人宿舍紧挨着隔壁,吴老当时才17岁,张闻天比他大8岁。朝夕相处中他对这位兄长有两点印象最深,一是学习勤奋,喜欢钻研理论,二是为人正派,待人真诚。他举出了亲身感受的一件事是对于王明拉帮结派的态度。他说,那时王明同一些人拉拉扯扯,对不满意他们的人则是不择手段进行打击,他本人就是遭受他们打击的一个,而闻天同志是从不搞帮派的,也看不惯王明这一套。因此尽管王明使劲拉拢他,却不愿意参加他们的活动,而专心埋头于学术研究。吴老说:“对于我,他始终是爱护的,有时并把王明一伙要想打击我的情况告诉我。当1927年全校党员大会通过我由团转党时,闻天同志成为我转党的四个介绍人之一。以后在中山大学党内生活中,王明一伙不断诬陷打击我,闻天同志如同往常一样,根据事实为我作了正确说明,使我亲身体验到闻天同志为人的正直和作风的正派。”顺便需要说到的是,过去党史上批王明路线往往把张闻天说成是王明一伙的,对此吴老认为这是很大的误解,他说张闻天犯教条主义错误完全是认识问题,一旦认识了错误不但自觉地改正错误,而且敢于同错误作斗争。无论是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还是庐山会议支持彭德怀,都体现了他的一种正义感 ,这种正义感促使他做出坚决的支持。

  吴老关于中央苏区的一段回忆,对于人们了解遵义会议历史更有直接的意义。如今很多人都知道张闻天遵义会议带头支持毛泽东对会议的成功起了关键作用,然而他是如何从错误路线转变过来的,又是如何同毛泽东走到一起的,则鲜为人知。而吴老关于中央苏区的一段回忆则为我们提供了亲眼目睹,亲耳所闻的第一手史料。吴老1934年担任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在他担任部长期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相当于今天人大委员长),张闻天则是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今天政府总理),而毛张在这段政府工作期间的接触和交往乃是他们二人由相互接近走到后来合作的一个重要时期。吴老回忆这段历史时对我说,因为毛泽东和张闻天当时都是我的领导。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至今我都历历在目。

  吴老说,那时,毛泽东住在瑞金下肖区沙洲坝。他的住处围墙旁耸立着一棵巨大葱茏的樟树,张闻天就住在毛泽东住处旁边的另一个院子里。每当我有事去请示张闻天时,他经常要我再到隔壁去找毛泽东,听取他的指示。这样, 我就成了两位主席院子里的常客。有时有毛泽东参加的会议,张闻天总是先请毛泽东讲话,然后把他的意见吸收过来。吴老认为张闻天遵义会议的转变绝非偶然,早在中央苏区时他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同主要领导人博古发生分歧,从对十九路军进行统战的问题,直至后来五次反“围剿”中的作战问题等都同博古有分歧,而同毛泽东有不少共识。他对毛泽东很尊重,而博古则对毛表现歧视。须知,当时毛还正是处于受“左”倾路线排斥而在党内无权的地位。据吴老所知,在1934年张闻天到政府就职之初,毛张二人就有过好几次长谈。毛泽东曾亲口对吴说,闻天同志细心地倾听了他的谈话。他还说闻天同志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切,用手抚摸了他的痛处。而就在这一年9月,张闻天得知毛泽东在雩都高烧不止,表现尤为关切,立刻通知傅连暲医生火速赶到雩都为毛治病,这样毛泽东的病很快就得到了好转。及至长征出发之前,毛泽东和张闻天又有过几次长谈。这是吴亮平后来听张闻天亲口对他说的。吴老说,显然张闻天后来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就和这几次交谈有关。

  长征到达陕北后,吴老又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下负责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还参加了张闻天主持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的编译,并在张闻天兼管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担任编辑主任,具体负责编辑工作。

  建国以后吴亮平同张闻天由于工作部门的不同,平时来往少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两人都已经开始遭受批斗的艰难时刻却有过一次意外的相遇。吴亮平当时所在的工作机关位于北京三里河的国家经委,而张闻天庐山会议遭受打击后被分配的单位经济研究所就在经委大楼的后面。“文革”开始后,张闻天首当其冲地成为国家机关被大规模进行批斗的对象之一,造反派命令他每天要到机关报到,已经年逾花甲,眼睛又高度近视的他,每天揣着月票挤公交车从住处赶到单位接受群众批斗。一天吴亮平在路上突然看到迎面走来的一个人就是过去几十年的老领导、老战友张闻天,两人在此特殊时刻见面都相视无语,倒是张闻天先开口,他先告诉吴亮平自己的处境,他说,造反派现在正在威胁他,要他承认过去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案是刘少奇搞的。其实,这件事中央当时知道,是他代表中央批的,毛主席也同意。不过现在只能由他单独来承担。他沉重而坚决地说了一段话,他说:“现在形势很险恶,我们都处在危险中,但是我们是共产党员,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马列主义真理、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坚决奋斗到底。”回想当时的情景,吴老感慨地对我说,不料这次见面竟成了闻天同志同我的最后诀别。闻天同志的那段诀别赠言,后来不断地在我耳边迴响。这不仅是闻天同志他当时的斗争决心,也是他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

  时光飞逝,张闻天吴亮平两位战友如今均已作古,张闻天逝世于1976年“文革”结束前夕,吴亮平则逝世于1986年,两人去世相距十年。吴老的子女告诉我,张闻天是父亲生前最崇敬的人之一,而且也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人之一。吴老的这种情感非属偶然,事实上两人青年时代的环境和经历就有许多方面相近相似。他们都出生在中国近代史上开新文化风气之先的江浙沿海,早期的学习斗争又都离不开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的东方大港上海,就在这块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上,留下了多少他们两个青少年时期寻求真理的足迹,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当时都不仅喜欢钻研社会科学,而且都有过对新文学的爱好,吴老自己说过,他投身革命前就读过张闻天早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旅途》,那时他还不认识张闻天,但他回忆自己当时很受感动,直至50年后都还清楚记得这部小说当时对他引起的感触。相近的成长经历不仅铸造了他们共同的理想追求,而且养成了许多相同的习性,甚至有的成了后来共同的固定的秉性。令人奇异的是,这两个有着许多相同经历和爱好的五四青年,未曾在国内相识,却是在出国途中开始相知相识,并从此结成了相称为同志,相待如兄弟的亲密友谊。

  可也许正是他们的一些共同秉性,在后来党内的复杂斗争中,却给他们带来命运的不佳,尤其是革命胜利后的五六十年代国家建设时期,本应是这两位党内少有的高水准的文化和理论修养的革命家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然而事实却相反, 屡遭歧视和贬斥。张闻天庐山会议就是因为一篇批评大跃进错误的发言,竟然遭到无端的人身攻击和批判。随后不仅本身被打入“反党集团”,而且旁及他人,株连亲友。吴老同他建国后本无多少直接来往,然而“文革”中吴老挨整的罪状之一竟然是完全莫须有的“张闻天余党”!      

  记得吴老在同我谈话时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人不能只以成败论英雄”。我认为吴老的这个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是符合唯物史观的。因为一、看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家,是需要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历史实践检验的,而不是仅仅看一时的成败与得失;二、成败并不是唯一的标准,至少还要问这个“成”又是如何取得的,用的是什么手段取得的, “败”又是究竟败在什么上面, 是败在丧失道义和真理上,还是赢得了道义和真理。以张闻天来说,在五六十年代的党内复杂斗争中,显然是一个很早被打倒并一直消失于政坛的一个悲剧性人物, 他的许多主张和意见在他生前都得不到采纳, 甚至连表达的机会都没有,以至遗撼终身。然而今天后人如果来读一读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还有庐山会议罢免后写下的笔记和文稿, 就会发现他的许多意见不仅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而且有一些也正是我们后来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实行了的。如果再联系到前面说到的“文革”中他那段令吴老后来追思不已的诀别赠言,他的那种坚持真理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更是赢得后人的崇敬。如今我想,吴老生前之所以叮嘱我们要把他战友的这种精神传之后代. 其出发点并不仅仅是关系到张闻天这个历史人物的历史评价问题, 而且是关系到党的优良传统能否得到继承的大问题, 也是一个执政党能否带领人民走向持续兴旺发达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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