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青年作家郭敬明，于2008年5月4日，出现在美国《纽约时报》以《China''s Pop Fiction》（中国流行小说家）为题的文章中，文章的第一句是：“现今，中国最成功的作家是24岁的青春偶像作家郭敬明”。

　　报道中介绍了郭敬明的异性化装束，他博客上的半裸照片以及他的《梦里花落知多少》被判抄袭庄羽的《圈里圈外》等，也指出他并没有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认可。但《纽约时报》称他是同龄作家中最成功的一个。不过，《纽约时报》的“最成功”，一定程度上指的是商业上的成功。报道中指出，郭敬明的四部小说中有三部销量超过三百万。去年（2007）一年的收入为140万美元，位居作家收入榜的榜首。（2008年5月8日《都市文化报》4版）

　　    郭敬明自出道以来，就一直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近日因为美国《纽约时报》对他的这则报道而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我们中国，承认郭敬明为“最成功的作家”的人可能很少，也可能是极少数极少数人。要么因为不久前有一个证明郭敬明“成功”的，是他被当过文化部长的著名作家王蒙，介绍推荐而被批准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据说这是“特例”，而是一路“破格”，从县（区）级文协（笔者注：一般县级不设“作协”而称文协）、市级作协到省级作协，跳了三级直升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为国家级作家，所以郭敬明是一路“破”过来的。但不知道参加作家协会要不要讲究人的品质、道德，要不要评判作品的真伪、质量；对法院判决承认剽窃（抄袭），但只愿意赔款20万元，却不愿向被侵权者赔礼道歉的人是符合加入中国作协？还是加入中国作协的条件有“潜规则”，只要有“权威人士”一句话就可以入会？因此，山西作家李锐公开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并同时宣布退出中国作协，把会员证退寄给中国作家协会。

　　无独有偶。怪不得著名学者、著作等身的于光远先生，十多年前，因为中国作协中留有某名作家被金钱所惑，写了所谓“宇宙气功师”骗子的伪书误导读者，他就拒绝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看来是有他的理由和道理的。又如我的好友、著名作家黎汝清（著有长篇小说《皖南事变》等10多部）始终婉拒加入作协。他对我说：“作家靠作品说话，只有作品证实作家的勤奋和业绩，不是靠作协组织！”

　　是的，文学本来只是民间自由创造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学创作，这谓之“''文学''是''人学''”也！创作者本来就是“自由职业者”。但只因为列宁斯大林首创的苏联共产党、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起，为统一意识形态（即人头脑子里的思想、意识都要一统起来），于是把政治、思想、意识等统一治理，那就得把“自由职业”的作家“圈养”，即统统包养起来，设置美其名曰群众团体，其实与国家机构相似的各级“作家协会”，把人当作“工具”，而必须是“驯服”的“御用工具”，然后给予封官许愿，列入部级、厅级、处级、科级机构，使原先封建社会流传下来的很“官本位”的更官本位，各级作协主席都是行政长官，于是就有了“部长级”、“厅长级”、“处长级”、“科长级”，甚至还有把作家分成“副部长级”、“副厅长级”、“副处长级”等等，一级一级的把官分成等级，享受各级薪酬、福利待遇！

　　一个原本是民间团体的作协，充其量算是群众团体吧，为何弄得现在这样官僚化、僵化，如此森严？现在美国《纽约时报》文化版显要位置的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现今，中国最成功的作家是24岁的青春偶像作家郭敬明”。这语气似乎是非常肯定无疑的。可是在文中介绍郭敬明时又为何运用了幽默调侃、讽喻嘲笑的语言呢？但美国的读者似乎并不“感冒”。在《纽约时报》网站上有关这篇文章的评论中，大多数读者表示并不认识那个郭敬明。不过，对于中国这种青少年作家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美国读者表示很惊讶。一位读者评论道，要成为一个有内涵、有深度的作家并不是写几篇小说就可以的，文化素质需要时间来沉淀。还有一部分读者似乎并不关心郭敬明的作品，而是更好奇他的“抄袭风波”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纷纷询问他中文博客的地址，想一探究竟。

　　那么，郭敬明对此表示什么态度？他说，能得到美国《纽约时报》“中国最成功的作家”的评价，是值得荣幸的。至于商业化的问题，他认为“并不是所有商业的都是不好的，书的畅销一定会带来商业价值，我觉得成功作家同时也一定深受读者喜欢，有巨大的消费群”。

　　诚然，与其关心郭敬明是否成功，还不如多关心我们当前需要什么样的文化，需要怎么样的作家。与其谈论《纽约时报》把“中国最成功的作家”的帽子送给郭敬明，是否涉嫌恶搞中国，还不如探讨一下怎么能够让我们自己选出国人信服的成功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