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出国门为中国"游说"如何?
2008年5月7日 09: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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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稿:项凌 来源:东方网 作者:亦菲 |
近日主流媒体报道：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在华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应实施有效制约。（见2008年05月06日《瞭望》）对于外国利益集团的游说，国人当然要提高警惕，这另当别论。
人们记忆犹新，在中共十七大前夕，美国前商务部长埃文斯、原国务卿基辛格、美华盛顿州前州长骆家辉等美国政坛人士纷纷涌进北京进行“游说”。据悉是争取中国更多地对外资开放为目标，向制订未来5年中国对外政策的领导人进行“游说”。
媒体的消息告诉人们，包括欧美政坛、商界人士在内对中共十七大及其以来出台的政策十分关注。而关注焦点之一他们也直言不讳：争取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同时，力图对中国出台的政策制订进行影响。其实，扩大开放是中国一项基本国策和既定方针。但境外集团多方地持久地对中国政策进行“游说”，从一个侧面折射中国对外开放对美国、对世界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游说”的方式是他们拿手本领。
应该说，美国及西方是一个“游说”很盛行的地区。“游说”事实上已成了美国及西方社会政坛人士、国会议员乃至各届名人的攻关手段，不但见诸在国会讨论前中后，见诸欧美各国的对外政策实施，更见欧美各国的选战。或许由于“游说”成习成风，美国就冒出了“游说行业”。统计显示，自1998年以来，43%离职国会议员经过一年的法定回避期之后，都进入“游说”行业，成了说客。目前美国华盛顿K街游说雇用了240多名前国会议员，2000多名前任政府官员。从2000年到2007年，活跃在游说业人员翻了一翻。
其实，“游说”不是欧美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游说”就十分盛行。作为一种公关手段，“游说”历久不衰。问题不在于“游说”这种形式，而在于“游说”的具体内容及目的，就是为什么进行“游说”，为谁进行“游说”？对于时下中国而言，跨出国门进行“游说”也是有益的探索。就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2007年11月8日召回了420万件自中国出口的彩珠拼图玩具一事分析。召回原因是儿童在吞食彩珠后，产品中所含的化学物质成分对其造成了伤害。中国相关机构初步调查结果表明，这款玩具是由树脂材料经软化注塑制成，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选用“1，4-丁二醇”作为软化剂。“1，4-丁二醇”具有毒性，但目前国际上有关玩具产品的化学安全标准中幷无对“1，4-丁二醇”含量的限量要求（见新华网2007年11月11日电），这就需要进行面对面的沟通，达成共识。全球关注的日本饺子事件，也是中日双方进行面对面沟通的过程。纵贯近来国际某些焦点事件而言，需要中方主动出击，与相关国家进行斡旋。比如，关于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前不久通过要求美国政府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问题以及美国会议员提出对中国贸易制裁问题所谓决议案，以及众参两院对涉藏问题的议案，和一些政客对中国办奥运的歧见及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的歪曲报道等等。不但需要中方旗帜鲜明表明态度，更需要中方相关部门主动向外方相关机构相关人员进行面对面沟通。前段时间，CNN主播卡弗蒂的辱华评论又一次引发了中国人的义愤。卡弗蒂说中国人是“一群五十年不变的呆子和暴徒”，“中国产品是垃圾”。令人费解的是，面对如此赤裸裸的辱华事件，除了国人义愤填膺之外，美国社会似乎鲜见斥责声。这就告诉人们，CNN的宣传在美国社会已出现负面效应，这个负面效应根源在何处？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随着中国的崛起，与西方模式迥异的“中国模式”正在挑战西方自由民主价值体系的权威地位，这使得西方国家本能地对中国充满不安和排斥心理。于是，它们一方面有赖于同中国的合作，一方面又不得不寻找种种机会遏制中国的崛起，或者至少使中国按照不损害它们利益的方式崛起。可见加强向外国进行游说十分重要。这个沟通过程其实也是进行“游说”的过程。
问题在于，在很长时间内，国人往往对“游说”避嫌，担心被人家扯上“说客”，担心不务正业。其实，出于正当的理由，出于正义的事业，在国际事务、在双边事务中，主动“游说”又有何妨。这种恰到好处的“游说”，换来的效果往往是明显的。面对误解、面对谣传，不主动进行澄清反倒误事。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主动走出去进行一番有理有据的“游说”，何尝不是一桩利事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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