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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车之鉴犹在,教授评级又来?
2008年3月19日 09:15
选稿:项凌  来源:东方网  作者:于立生  

  教育部、人事部近日联合发布高校教师评级定岗办法,目前教育部所属各高校正在进行教授评级定岗工作。据了解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首次进行教授评级。高校教师不论是正、副教授还是讲师、助教,都将有不同的等级,总的级别达到13级;其中教授一至四级。(3月14日《文摘报》)

  这也不是个什么新鲜事。上世纪50年代就有过。结果又如何呢?

  冯友兰先生1952被定为四级,1954年又被定为一级;程千帆先生在武大只评为三级,待文革后被匡亚明先生“挖”去南大,遂转为一级;孙大雨先生在学术上素来自负,称“在中国,英语和英国文学的水平,除了钱钟书之外,谁也及不上他”,复旦把他定为二级,他即大感受辱;复旦中文系仅郭绍虞先生一人被评一级,朱东润先生等多为三级,朱东润先生称:“从不自高自大,但等高等大,在任何人面前他都不觉得自己比别人矮。”

  闹剧之“闹”,当然不仅体现在“人际”,也同样体现在“校际”。当时复旦虽名师众多,但评级甚严,普遍将自己教授压得很低;而北大就相对要松的多,仅文科就共有七位一级教授。刘大杰先生在复旦评二级,听得游国恩先生在北大评到一级,就立刻不服气。吴组湘先生在清华评为二级,季羡林先生即为之叫屈。有今之学人曾喟叹道:“如果看到伍蠡甫、朱东润、赵景深这样解放前就广有声誉的教授在复旦只能被评为三级,我想,季先生也没什么可叹的了。”

  但是而今看来,闹剧之“闹”,更还要体现在学科之间了。据报道:“按照规定,一级教授基本上只有院士才能达到相关的评定标准”。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尚有人文组,郭沫若先生、冯友兰先生、胡适先生等都是院士;但而今院士,只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显见,从事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研究的学者或与一级教授有缘,而从事社科、人文研究的学者则会与一级教授无缘。记得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我宁可失去50个印度,也不能失去一个莎士比亚。”,难道社科、人文等而下之不重要?

  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之“闹剧”,根由在于政治因素之干扰学术,而今又如何?这次教授评级,是行政力量主导,外行领导内行?还是出诸学术共同体内部之自发生成?

  笔者所以不赞同这次教授评级,即在于如曾在一篇旧文中所说:“学术领域的事,必须由知识分子说了算,知识分子基于科学精神的制度安排说了算,而不能让知识分子成为行政化科研体制的附庸。”(《学术水平如何,谁说了算?》,《新京报》2005年9月21日)。——坐而论道,学术讲的是平等,而非论等级、重身份。当然,也并不否认,人的学术能力、成绩、声望,客观有差异。但是,其一,尤其社会、人文学科,难以进行精确量化;其二,学术重自由,——所以,对于学者,理应提供一个尽量宽松的学术环境,而非令之“戴着镣铐舞蹈”。

  有助教、有讲师、有副教授、有教授,再后又有硕导、博导,已经是尽够叠床架屋、“中国特色”的了;难道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学者们“五花大绑”个严严实实起来?前车之鉴犹在,难道还要闹剧重来?!

  上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显然是高出其他教授一头,但是,是基于其学术能力、成就、声望而在学术共同体内受到的推重,而绝不是由外在的行政力量评出来的;清华国学院终结之后,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在西南联大,都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同样是高出其他教授一头,但同样也是基于其学术能力、成就、声望而在学术共同体内受到推重,——几斤几两,并不是放在天平秤上——一克一克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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