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拆迁赔偿问题，女商人用手机短信将县委书记讽刺了一把，书记于是龙颜大怒，女商人当然也就“倒霉”了，被判了诽谤罪——这个发生在辽宁西丰县的“短信诽谤案”，至此还没有超出此前自“彭水诗案”以来一连串的短信、网络“诽谤案”。京城的《法人》杂志刊发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了这起“短信诽谤案”，西丰公安人员于是进京抓记者，拘传朱文娜，事情就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了：不仅对付“诽谤者”，而且对付报道者。

　　1月7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都以大篇幅报道了此事。网络舆情立马沸腾，某门户网站的网友跟帖很快逼近万条，痛斥“土皇帝”“土霸王”“土包子”“北霸天”。自“彭水诗案”发端以来，济南“红钻帝国”案、海南儋州歌案、志丹短信案、枣庄网文案等等等等，因言获罪的案件已经塞满了我们的记忆。日前在陕西绥德县还发生了校长追县长签字而遭停职和拘留事件的案件，尽管这不是什么短信、网络引起的，但一个基本点相同，都是下头的被上头的“惩治”，因为“上头”拥有“调动”国家司法机器的“能力”。

　　媒体与公众对这种滥用公权力的行为，谴责是强烈的；但是，这一点也没有能够教育官员，西丰县的“一把手”，不仅把市民商人给“拿下”，而且还要把曝光案件的记者也异地“拿下”。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这话我们耳熟能详了，可是到了今天，严重的问题是为何教育不了干部！多少类似的滥权事件发生之后，地方的“一把手”就是没有一点接受教育和教训的意思，你一介老百姓想在我太岁头上“动口”，那好，我立马用公检法“埋葬”你！

　　一些位不算太高但是权却很重的地方“一把手”，大抵已成为最不接受党的方针政策、十七大精神、现代法治文明教育的分子。所以和谐愿景与现实强权就形成了鲜明对比。何况，他们心里很明白，与“小民”的博弈中，他们实在没有多大的风险。遥想“彭水诗案”，那当地的“一把手”被免职后不久，很快就换个地方照样做官，级别一点未变。呵呵，原来整体的制度环境带来的现实就是：“领导很生气，百姓后果很严重”，而不是“百姓很生气，领导后果很严重”。这就是为何教育不了干部的根源。

　　只有不讲道理的领导，没有不讲道理的群众。一些干部早就脱离了群众，还口口声声说群众难管。你不把心思花在工作上，花在老百姓身上，群众怎么能够服气？一有事情就首先问罪群众，这是神经衰弱、没有力量的表现。”这是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的一段名言。卫留成说一些干部“神经衰弱、没有力量”当然也对，但事实上是，这些权力中人，神经刚强得很，力量强大得很。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西丰县政法委书记周静宇给朱文娜出示的，是一份西丰县政府文件，指称朱文娜报道严重失实。动用“政府文件”来对付“报道失实”，不就是证明了权力的强大吗？有强权的呵护，要什么“教育干部”干吗？

　　一说到官员针对媒体的案件，不免就让人想起类似的“曾格案”。这是早在美国建国之前的1735年发生的、控告《纽约周刊》创办和发行人曾格的著名案件，因为报纸讽刺批评了当时的纽约总督科斯比；曾格被起诉，罪名就是诽谤。结果呢，恰恰是法律与法庭教育了权力人士。为曾格辩护并胜诉的，是后来被视为美国英雄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他用满腔热血慷慨激昂地发表的法庭辩辞，成了教育整个世界的文献：“这不仅仅是一位可怜的印刷商的案件，也不只是纽约的案件，它事关美洲大陆上每一个自由人的生活，这是一个事关自由的案件！法律已经赋予我们一项神圣权利——那就是自由，让我们自由地说出事实、写出真相，从而揭露和反对这块土地上的专制！”正是这样的自由精神，使美国成为“防官如防贼，防权如防火，防权力滥用如防洪水猛兽”的法治国家，直至现在。

　　而我们的法律与法庭，却为何不能教育权力中人？因为这些权力中人很大程度上是“驾驭”司法的。比如县委书记能够轻易召唤政法委书记带领公安人员去抓媒体记者。如果被固化和被放大的权力，能够使地方的“一把手”成了“土皇帝”，那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教育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