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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误读茅于轼的学费涨价论
2008年1月7日 09:12
选稿:项凌  来源:东方网  作者:张敬伟  

  经济学家茅于轼5日在广州演讲称,他赞成提高高校学费,也赞成电费提价。他认为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他认为,通过提高的学费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才是解决穷人上学问题的最好办法。(1月6日《南方都市报》)

  去年年中,茅于轼曾因“要想穷人变富,先要保护富人”的观点被公众集体挞伐。如今,他又发出赞成提高学费的声音。可以预见,他的这番言论还会引发大规模的公意呛声。

  究竟如何看待茅氏言论?其实,只要少有理智就会明晰,凭籍茅经济学家的专业身份,他是不会发出明显弱智和欠缺逻辑的言论的。因此,公众的公开挞伐和腹诽只能说明是在误读茅氏言论。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媒体报道不全,提供给公众的是“抓起一点,不及其余”的信息蒙太奇;二是公众对于贫、富这两个反应现实生态的词汇十分敏感。因而对于精英人士表面化的对于富人的护佑或对物价高企的赞成都会条件反射式地做出浅显的道德化解读,会不假思索地将茅于轼这样的专业人士看成是富人阶层的利益代言人。如此一来,茅于轼的道德形象被民意的主观评价所淹没所侵蚀。

  事实上,如果理性分析茅氏言论,却看不出他是在为富人代言,也不是刻意在为穷人说话,而是在替所有的公民进行申言。大学学费高企,固然阻碍了一部分贫家子弟的入学,甚至还出现了“上学难”引发的社会悲剧。但这种困难绝非学费之错,乃是在于国家教育救助体制的不健全和大学奖、贷、助学金的滞后。在国家财政挹注不可能全保高教教育的情势下,高校学费的增加则成为学校助学资金的主要来源。降低学费,无疑会使削弱高校的资本积累,断绝了高校永续发展和救助学生的机制源泉。大学不交学费,国家全保,那是计划经济时代平均主义的遗留,可是仔细想想,那个时候能上大学者又有几人?更遑论穷人的孩子?没有学费,形成的是少数精英的高教特权机制。

  虽然,茅氏所谓的穷人比例(10%-20%)值得商榷,但笔者以为,只要穷人学生比例在50%以下,提高学费都是理性的教育选择。降低学费,别忘了富人孩子可是收获了大学教育的特权,而比照之下,穷人孩子的权利并未得到保障。故而,穷人的比例多少并非关键,因为如果穷人孩子比例占多大多数,中国的大学教育又将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如前所述,即使没有学费,那种唯有少数人才能上大学的局面又和谈公平。

  衡之于更为宏观的社会视野,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求的是国富民强。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机制杠杆让所有公民都有可能成为富人。面对“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的现实,按照市场经济的通适原则,保护先富者,鼓励后富者,应是公共治理的首当其冲。此时抑富扬贫,或将先富者附加上为富不仁的道德偏见,即是人性上的妒忌弱点,更是对计划经济的道德性摧残-----阴谋化先富者,后来者就丧失了致富的法理基础。

  茅于轼的言论恰恰为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两极社会难题提供了可行的求解方程。

  一是从理念上对富人和穷人同等看待。因为这里的富人和穷人都是抽象的概念,是中国所有公民身份的动态性界定。因而,这里的富人,绝非是“为富不仁”的人,这里的穷人,更不是道德无暇的人。无论哪个阶层,都是权利平等的公民,这是构建公民社会的常识基础。在我看来,茅氏理论倒还温情脉脉,从家国永续发展的趋势看,争做合法富人才更光荣,蛰伏贫困状态而道德倨傲方才可耻可恨。具体到大学学费上,人们相信穷人的孩子不惜高价上学,也为的是有出息。而这个出息,除了出人头地的名,自然也包含让人羡慕的利。

  二是开出了熨平贫富悬殊的药方。即通过机制手段,如提高大学学费,利用财税调解,合理合法地将新富者阶层的一部分财产纳入国家财政或社会基金,然后再反哺穷人。事实上,就大学学费而言,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已经有了救济自己教育权利的多种选择: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减免学费、勤工俭学等方式。在此情势下,若降学费,受益的就是富家学生了。

  误读茅于轼,实际上是将法治治理和公共治理的机制瑕疵推卸到富人身上。这种认识上的错位,很危险。所以,茅氏沉勇的启蒙者角色,让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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