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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立法尚不合时宜
2007年3月14日 09:24
选稿:若愚  来源:东方网  作者:张敬伟  

  她,28岁,从1岁起就得了一种医学界称之为“超级癌症”的“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直到6岁才确诊,现在的她全身的肌肉萎缩,一半以上的骨骼变形,丧失全部吃、喝、拉、撒、睡的自理能力。她叫李燕,一名身患重病27年、想通过全国两会代表帮她提交《安乐死申请》议案的女孩(blog)。她把这个愿望发到了央视《新闻调查》主持人柴静的博客(blog)里,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关注。她说:“我爱生命,但我不愿活”。在留言里,有人希望我能帮她联系到全国人大代表,递交一份议案。她提议安乐死。(3月13日《信息时报》)

  笔者深深理解这个28岁女子被病魔折磨的心灵感受,也尊重她发自内心的言说权利。但这只是同情,无奈的同情。若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真的提出在当今中国实施安乐死的议案或提案,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权利滥用。

  当今中国,民生问题林林总总,惠及民生大众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尚未建立。公众遭受病痛折磨的主因很多情势下并非不治之症的煎熬,而是看不起病的社会无奈。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目前尚处于百废待兴的“法制”阶段,离公民社会的法治目标尚有差距。缺乏完善的医疗救护和基本的法治保障,公民自愿摒弃生命权利的行为就掺杂着许多无奈的其他原因,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权利自主。笔者并不否认新闻源文本提供的28岁女子的“孤例”事实,但个体的事实归纳不能保证逻辑结果的客观。反而折射出中国医学技术的滞后和医疗卫生制度的瑕疵。而这些问题,需要中国社会的发展去积极解决,而不能任由个体生命做出消极弃世的反应。至若为民代言的代表和委员们,应当深切中国社会的这种现实,不宜简单提出超前的安乐死建议,而应该发出更多有利于构建中国医疗制度的理性声音。

  由于安乐死涉及法律、伦理和医学科技等诸多问题。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人们对此的争议也是很大的。荷兰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其立法进程也充满了诸多波折。从1993年2月9日荷兰议会通过了默认安乐死的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到2002年11月28日,荷兰下院正式表决通过“安乐死”完全合法化。期间经历了近10年的时间。荷兰之所以能成为“安乐死”的第一个吃螃蟹者,一方面是基于荷兰一贯的民主传统和开放的民族心理,更重要的是荷兰具有高度发达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和高达90%以上的民意支持。而且,荷兰的医生与病人长期以来有彼此高度信赖的传统,大部分病人与医师都有长久良好的友谊关系。更重要的是,荷兰的”安乐死”程序十分严苛,这就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法律和病人的自愿性质。但尽管如此,宗教界人士对此的伦理诟病一直未有停歇。

  对比荷兰,中国各个方面都不具备“安乐死”的现实基础。一旦这样的立法建议提出,民意代表的权利言说除了造成公众聚焦的眼球,对社会、对生命都是一种轻率的伤害。

  即便剥离掉西方社会对生命源自于上帝的宗教阐释,国人也不得不扪心自问:即便中国社会法治、医疗都成熟到“荷兰”的程度,中国传统的文化道德传习又能否允许这样的法律存在?人之生命受之于父母精血,成长于混沌世界,因而这个紧密相联的社会生态系统将人的生命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因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窃以为个人是没有自我选择权利的自由的。从更为广泛的自然法则而言,人来到现实世界,虽然生命有始终,但死亡的过程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平衡才有意义。否则,就是对生命本原价值的亵渎。

  如果出于对生的恐惧和受虐于疾病的煎熬而选择死,人的名字就异化为懦夫。何况,所谓“安乐死”只是对生之疾病折磨的解脱,而却以死的代价去置换。这样的死能安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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