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当我坐在电脑前浏览会议即时消息时，一个瘦弱的身影出现在心里，想起他，心头不由得一阵阵痛楚。他的名字叫郑成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去年9月10日他走了，永远地走了，走在了全国人大代表任期内。

　　我与郑先生并不相熟，初次见他，是去年三月初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的会场。一个瘦弱老人坐在第一排，一直认真地听着别人发言，时不时用笔记录着什么，有时候托腮沉思。会议进行到一半，老人举手发言，一口漂亮的京片子，声音不大，却吸引了全场，有些坐在后排的代表不由得向前欠了欠身子。

　　他说：“刚刚去世的王选院士曾经对我说过，他不愿意去申请专利，因为现在的环境没有办法很好保护他的发明！”一句话，让会场的空气有点凝结。他接着讲了王选院士曾经的遭遇——为了维权，王选生前打过10个发明专利官司，但是一个也没有赢。而昆山的“好孩子”童车也曾经打过14个发明专利官司，虽然都赢了，但是他们花在官司上的钱是1500万元，获得的赔偿却只有500万元，而且迟迟不能兑现。

　　他继续说，他自己也打过专利官司，虽说是赢了，但心里十分不舒服，因为是学生免费代理替他打的官司，不然他的收支还是不能平衡。“也就是说，现在即使发明人在专利官司中赢了，也只是赢在一张纸上，侵权人的侵权成本太低，足以让他一次两次三次地侵权下去。”

　　他越说越激动：“现在有些民营企业不愿意投入太多人力、物力、财力去创新，我创新出来的东西不能被好好保护，我那么累地去创新干嘛？直接拿别人的发明去赚钱不是更容易？”

　　“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突出了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国家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但是，能够不断创新的基础，是必须有一个保护创新的环境。他建议应该把知识产权保护内容写入“十一五”规划纲要，“不要让更多的发明人像王选那样，带着遗憾走了……”

　　振聋发聩的字字句句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一个相当瘦弱的老人之口。查阅代表名册才知道，他就是中国法学界大名鼎鼎的郑成思院士，中国知识产权界的大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

　　会散了，表演艺术家奚美娟代表对我说，每年，郑先生的发言都是大家特别期待的，他每年认真准备而来，从来不说客套话，说一句是一句，句句讲问题，句句发自肺腑。奚美娟说：“郑成思先生身上有种风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良心，的确，那样的发言不仅仅是履行代表职责，还有良心。

　　再次见到郑先生，是在人民大会堂全体会议进场前。他不是“明星”代表，没有记者围着，他很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上网查询着资料，不时喃喃自语。上海著名新闻摄影记者陈正宝抓拍了他的侧影，没有去打扰他。陈正宝告诉我，郑先生身患重病，很虚弱，不要去打搅他了吧。

　　没料想郑先生起身时我们正好与他打了个照面，于是有机会交谈。我说，我把他的观点写成了文章，发在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反响很好。郑先生开心地笑了，说“谢谢您！很抱歉因为身体原因，我没有住在代表团的驻地，下回您能给我一份你们的报纸吗？好让我拜读一下。”真诚的语言让我心里暖暖的。握手告别时，郑先生用力的手很瘦，身体有点弯，我的鼻子直发酸。

　　最后一次见面是有天中午在京西宾馆的边门。为了把报纸给郑先生，我天天在包里放着那份小心折好的报纸，由于我连续好几天去别的地方采访，一直没有遇到他，那天中午终于在他离开京西宾馆前找到了他。我恭敬地递上了报纸，郑先生笑着双手接了过去。我们又握手，他突然说：“真遗憾，我们本来可以聊一聊，不过这会儿我得回趟医院。谢谢您！我会好好读一读。”

　　郑先生走了，瘦弱的身子有点弯，左手拿一叠资料，右手拿报纸，渐渐淡出了我的视线。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心有点往下沉，一直想，如果明年有机会，一定找他聊聊……

　　去年9月的一个傍晚，我翻开《财经》杂志，猛然看到了“郑成思院士去世”的消息，整个人木在那里良久。我给陈正宝发了一条短信：郑成思先生去了。几秒钟后他回：一个好人去了。眼泪，猛然滑下。

　　去年9月14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教师节，痛失大师郑成思》的文章，文章中说——

　　郑成思生命中的大半光阴都烙上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印迹。

　　1979年，多数国人不知知识产权为何物时，郑成思翻译《各国商标法概要》，把知识产权制度首次引入中国。

　　1984年郑成思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知识产权专著《知识产权的若干问题》。他翻译出版的《专利法基础》和最先发表的关于专利制度和商业秘密保护的论文，成为1985年中国第一部专利法的基石。

　　1994年4月，谈判持续了八年之久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 RIPS协定”）正式签订。不出半年，郑成思撰写并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解释该协定的著作———不仅把协定翻译为中文，还加上自己对相关条款的注解。这本小册子成为当时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方代表团人手一册的读物。在那轮谈判中，郑成思是中方的法律顾问。

　　因为他对“T RIPS协定“的研究很深入，在谈判中击退了美方提出的超越或者违反协定的要求。那轮谈判过后，美国商务部官员到访中国，曾“点名”想和郑成思见面，谈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2006年5月19日（也就是去年全国“两会”结束后不久，本文作者注。），社科院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郑成思悄悄离开了，没有参加完其他博士的答辩。见他的人说，“他已经支持不住了”。

　　2006年5月26日，郑成思第二次站在中南海的讲台上。此时距离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已有一年。家人告诉记者，确诊时，病魔已经折磨了他整整八年，但医院一直没有查出来。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种病痛一直折磨着这位学术泰斗。“都没地方动刀子了。”他的夫人说……

　　读着这样的文章，眼前浮现出郑成思先生在人代会会场上声音不大却振聋发聩的发言，那种直达内心的痛楚，几乎无法用言语或者文字表达。

　　中国知识产权文化的启蒙者郑成思走了，永远地走了，他留下的，除了毕生学术研究的心血结晶，还有良心，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一个人的良心。

    在这个特殊的早春时分，在这个充满了观点、呼吁、批评，集智纳言的三月，让我们向郑成思们致敬！让我们向责任致敬！让我们向良心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