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方周末5月22日发表文章《汶川地震，痛出一个新中国》以来，前几年关于文化全球化的条件和可能的争论又被提上议事日程，“普世价值”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在我看来，不同的文化价值之间确实存在共同的交叉面，一定边界和条件下的普世价值（共同价值观）有其积极意义。但是我个人觉得不能过分夸大普世的重要性。中国文化既追求天下大同，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在具体的交流实践中，我们更加注重“和而不同”。因为不同，才需要交流，唯有和睦，方能沟通。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中国人心中的同胞情义硬说成“普世价值”未免牵强附会。美妙的音乐，绚丽的文采，可口的佳肴，恰恰是多样统一的结果。花朵同其艳丽却各美其美。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中国人更加坚信：人类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不是一种文化宣称自己是最好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然后推广到全世界，强迫所有人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地接受它。这样的“普世”近乎强权。更加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倒是学会以文明健康的方式与各种不同的文化样式相处，在彼此交融之中，各自取长补短，发展自己，并且从另一种文化的存在中确认自己存在的理由和空间。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可以相互沟通、相同认同，用善意换取和回应他人的善意，以“和”为一个不断不尽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获得相对普世的理念和观点。这个“ 和”的本义并不是绝对的同一，并不是由多色变为单色，并不是曲己从人。因为呼应出自不同的主体，互利也归于不同的主体。在这个不断不尽的过程里，将始终保留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由这些差异派生出来的不同思想、不同主张、不同道路、不同的取向。只有以“不同”为前提，“和”才具有真正的内容和真正的意义，才能够维系万千群类而至天长地久。面对一个多元并存的国际社会，普世价值因此不可能是无限的，也不可能没有我们自己的判断和立场。

　　中国人重亲缘重人伦，既使被冠之于“普世价值”，依然吸纳吞吐本土文化的芬芳。可以争鸣，争鸣之后，依然可以是百家，但是在百家的思想中，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我更欣赏这样的普世。

　　中国人见贤思齐。看到别人的优点，希望自己也能如此；发现别人的缺点，便惕然而反省自己。但是如果为了看起来比较普世，努力到完全忘我的境界，并安之若素，反而是不正常的。玄奘万里西游，向印度取经，来与去的脚印饱含着“见贤思齐”的情愫，但是毕竟中国佛教不同于它的印度师傅。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它不仅包含证同，还在于求异。证同是为了清理文化延续的脉络，求异是为了开拓文化发展的空间。就人类文化的发展而言，求异比证同更有意义。

　　换一个角度去看，我们会发现：之所以那么希望把同胞情义说成普世价值，潜意识里还是不清楚究竟应该怎样向世界说明中国，怎样向这个多元丰富的世界学习。中国人只有对自己的历史之道、对别国历史之道进行认真反思总结，才能推动当代中国之道的创新。我们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更加关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平衡和融合，从内心里真正超越“文明冲突论”和“制度冲突论”。坦率地说，在探索和平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对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的知识、能力和经验远远不足。我们借鉴各国成功的经验，也吸取其失败的教训。无论在技术、文化还是体制上，学习、借鉴，都是为了自主创新。从学习、创新到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是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过程，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特殊性的过程，展示中国智慧的过程，也是对世界作出具有中国地区性贡献的过程。只有真正体认到这些，对普世价值的迷恋才会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