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其可从。”这话是有道理的，责备别人的过失，不要过分严厉，要考虑到对方接受的程度；教导别人做好事，也不要期望过高，要考虑对方的觉悟与能力。今人常说，做事情应留有余的。可谓：话不说满，事不做绝。

    先说“攻人之恶”，过去我们常采用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劝告，二是批评，三是批判，四是批斗。

    第四种方式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本身就“过”了，理应废止，不再说它。

    第三种方式仍属“攻恶”的手段之一，只是不可滥用，不可把“批判”庸俗化，像运动场上投篮球似的随意投入篮筐，尤其是那种随大溜、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岂止让人难以接受，而常常是伤人伤心。

    第二种方式如今经常处于“待业”状态，少有用武之地。人与人之间，要么是把你当成坏人批判、批斗（文革以后这种现象一天比一天少见了），要么是你好我好，大家表面上“一团和气”，都成了“好好先生”。

    第一种方式在亲朋友好同仁之间仍属常态，态度较真诚，语言较亲切，表现出一种关爱与厚道，言者坦诚，闻者心服，效果较好。

    再说“教人以善”。这方面的问题虽不尖鋭，但负面影响却不容忽视。让我感触最深的大体有两点，第一点，总以“极限”的尺码要求别人。我可以用三个过去常用的口号来说明。一是“颗粒归仓”，二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三是“大公无私”。实际上这三个口号都是“天上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及。

    先说“颗粒归仓”。这是对农业、农民提出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凡是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会赞成我这个判断与结论，不要说整个农村，即使是一亩地也很难真正做到颗粒归仓。问题在于，本来知道是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还要郑重其事的写在文件里，登在报刊上，刷在标语上？

    再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且不说人们能不能做到“毫不利己”（毫不利己还能活下去吗），只说这句话的自相矛盾，既然13亿人已经统统“毫不利己”了，那么“专门利人”的“人”是谁呢？只能是“利”外国人了。

    三说“大公无私”。难怪有些人不爱护集体，不爱护国家，因为那个“公”里，没有他“私”者的利益，“公”的好与不好、贫穷与富有，都与他没有关系，没关系就可能导致不关心。相反如果“大公有私”，集体也罢，国家也罢，其中的“好、坏、穷、富”，每个国人都有一份儿，谁还能不闻不问？

    第二点，教人者并没有先教自己，或是只作为某一方面的“套话”，你这么讲，他也这么讲，只是讲讲而已，至于“可从”与否，似乎从来没有认真思量过。另外那些“套话”也是装在手电筒里的，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可从”与“不可从”，他们没有自我体验。

    攻人之恶也罢，教人之善也好，都要切忌讲空洞道理，应该具体事情具体分析，针对性强，少说、最好不说那些对谁都可以说的“通用”道理。还要注意从事实出发，盆坏了说盆，碗坏了说碗，别陈芝麻烂谷子一股脑地都端出来，让人无法措手足。教人之善也不要期望值过高，13亿人不可能每个人都是“雷锋”；也不能过急，十年立树，百年树人，没有谁是几口吃成的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