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校长荐儿免试上大学”的新闻近来成为热点，不少时评作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概念——权力回避。刊载于2008年7月18日《大河报》的一篇题为《“校长推荐儿子免试上大学”源于权力不避嫌》的时评，更是清楚明白地说——“我们的高考免试录取制度从一开始就忽视了权力回避这个问题。事实上，即使小文真的如父亲所说那样表现突出，他也注定会被外界猜疑——只要举荐者与被推荐对象的利益关联不被剥离，民众就有权怀疑其中存在交易瓜葛。”

　　其实，只要愿意观察，愿意思考，忽视权力回避的，何止是高考免试录取制度！想想前些时本溪高官子女的“抢官丑闻”，不也是异曲同工吗？再想得宽泛一点，如果您是公务员，多半为顶头上司打过分吧。这种打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人一张表格，当着顶头上司的面即刻勾好的。被打分者得到的总是全员的满分。名义上是匿名，但您的前后左右都有眼睛看着，只要不是脑残或是打算辞职走人，谁有胆量打低分？如果您有幸跟信访部门打过交道，您更会瞠目结舌地发现，您所检举、揭发的事实，正被“有关的上级部门”委托您所检举、揭发的部门和个人调查呢。没有人会相信，由作弊者自己举证出的、他没有作弊的结果是客观公正的。荒谬的是，这种做法，却成了信访部门和所有的上级部门应付上访者的法宝。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有些地方，民众与政府的距离才会越来越远，隔阂越来越深，瓮安事件之类，才会有发生的基础。

　　民众没有能力监督，有能力更有责任监督的上级部门却不想监督。很多事，即使有些上级明知道是非曲直，却只能听任下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或许，这些英明的上级，也自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吧。除非，被投诉被告发的下属得罪了更高的上峰，或是被“刁民”告准了御状，那些“上级有关部门”才肯演一回“丢卒保车”、“挥泪斩马谡”。

　　再回到“荐儿免试上大学”这个话题，中国虽然有“举贤不避亲”的先例，首先，那是古代的佳话，放到现在，未必可行；其次，这个被举的“贤”，必须是公认的、货真价实的贤；第三，“举”者的道德水准，也必须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除了举贤不避亲，也能举贤不避仇。

　　权力回避以掌权者的人性恶为基础，充分怀疑掌权者会在涉及他的切身利益的事务上有失公允，营私舞弊。反过来，中国的官吏体制，至今仍然建立在性本善的基础上，总是把良好的吏治寄希望于执掌权力者个人的高尚道德之上，几乎从来就不曾想到有权力回避的需要。一旦掌权者违反党纪国法，以权谋私，虽然也有惩治的措施，总嫌发现太晚、追惩太难。北美、欧洲为什么会成为中国贪官的乐土，值得深思。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百多年以前，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过的这句名言，至今仍然适用。在实现世界大同和共产主义之前，这句名言仍将适用。说句老实话，如果我是那个校长，如果确信此事不会暴露，我也会这样干的。对手握权力的人来说，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倘若“荐儿免试上大学”这桩丑闻能启动中国官场的权力回避制度，这一事件之中一系列大官小官们的洋相，也就没有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