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北京《前线》杂志，是因为“三家村”、“燕山夜话”两个杂文栏目，那是42年前的事了。

    那时我还在重庆一中读书。文化大革命暴发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揭开了序幕，接着的第一个大战役就是炮轰“三家村”，揪出吴晗、邓拓、廖沬沙。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在大礼堂开批判大会，高呼口号，可到末了我也没弄清“三家村”是怎么回事，“村”里的三个“黑帮”到底干了些什么？只感到问题相当严重，但不过事发北京城里、燕山脚下，离我们很远。哪晓得这“三家村”转眼就遍地开花，全国到处都冒出大大小小的“村”来。“三家村”成了“天下第一黑村”，杂文成了第一株大毒草！   

  “三家村”让《前线》出了大名！

   而命运的驱使，让我走近了“三家村”。

    1975年，我从南开大学毕业来到人民日报。“三家村”的二号人物邓拓就是敝报的第二代领导人，是我的前辈。人去名声在，他的那张特大的办公桌还放在图书馆里，我走近那张桌子，用手轻轻摸过。他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学者，典型的文化人，办报是一把好手，中国第一大报有这样的掌门人是理所当然的。不幸的是后来片面强调“政治家办报”，他就靠边了。一肚子的学问没处使，后来进了“三家村”，如鱼得水，才写了那么多的精短杂文，出了大名，也因此送了性命。

     我到报社就办文艺副刊。“文革”一结束，副刊恢复杂文，我这个毛头小子稀里糊涂就被分派当了杂文编辑。我对杂文的了解，除了“三家村”、“燕山夜话”,就是一点鲁迅。不知者无畏。也许是“压迫越深反抗越烈”之故吧，杂文成了深批猛揭“四人帮”、清算“文革”最快捷有力的武器。一大批老的、中的、青的杂文作者涌了出来，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北京的杂文队伍发展最快，北京市杂文学会率先成立。“三家村”唯一幸存的第三号人物廖沬沙成了学会的一块招牌。作为学会的“元老”，我见过廖公，可怎么也难以把他与“黑干将”联系起来：一副教书匠的模样，文质彬彬……

   《前线》复刊了，“三家村”没有恢复，那是一代文豪、大家们的事业，但传统没有丢，杂文栏目受到重视。证据是，连我这样在杂文圈里跑龙套的角色也被刊物网罗进去。到后来，《前线》的杂文作者相对固定那么几个，每人几个月写一篇，一年作者们还要聚会一次，似乎有点“后三家村”的味道。每年的聚会，刊物社长、总编总要出席，不管他们是老的还是新来的，也不管他们个人对杂文兴趣如何，但都一律表示重视，表示要将杂文进行到底，这在北京的报刊中我还没有发现有第二家。我想，这大约就是“三家村”的“村风”传承吧。

    每次接到《前线》戚本逊先生委婉的催稿电话，我都有一种亲近感。戚先生也算资深编辑了，打了多少年的交道，他总是那么一副热心肠，除了约稿编稿，似乎无所求的样子。这难道也是“三家村”的“村风民俗”？当然，戚先生也只是熟悉的一位。坦率地说，要没有《前线》的领导、编辑对“三家村”的那份情感、对杂文的那份真诚，我恐怕很难坚持当这么多年的“村民”。比如有的报刊，我也开过专栏，往往人员一变动，思路也变了，我也就没心思了。可以这样说，好的编辑是报刊的一块吸铁石。

    前不久去医院拜访了范敬宜同志。老范担任过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对副刊、特别是杂文情有独钟。范公书香门第，外祖父、母亲都是办学教书的，自幼聪慧，又得家传，可谓饱读之士，被人称为是继邓拓之后的又一个办报的“文化人”。他谈笑间透露自己年轻时也是因两篇杂文稀里糊涂就荣获“右派”帽子的。从人民日报缷任之后在新民晚报开了“敬宜随笔”专栏，实际也是“三家村”、“燕山夜话”的路数。他当总编时，我们之间主要是神交而已，我尊敬他主要是源于他是副刊、特别是杂文的知音！

    值《前线》50大寿、人民日报60华诞之际，祝愿我们的报纸刊物多一些杂文的知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