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戏曲剧种消亡症结何在?
2008年5月9日 1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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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陈云发 |
近年，作为我国特有文化现象的地方戏曲剧种，生存环境正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据2008年第4期《半月谈内部版》的调查，上世纪50年代我国曾有地方戏曲剧种360多个，到了今天，全国仅有约60到80个剧种生存状态尚好以外，其他多数剧种已实际消亡或濒临消亡，如山西省到上世纪80年代尚有地方戏曲剧种52个，现在仅剩28个；安徽省从建国初的27个锐减至目前的7个，其中的庐剧曾有27个剧团，现在只剩下2个。地方戏曲剧种消亡的颓势现尚在恶化中，可以说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一文化滑坡的趋向。
其实地方戏曲剧种的消亡一直是存在的，并不始于最近20年中，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也曾有许多地方戏曲剧种消亡，如果说50年代有剧种360多个的话，那么到1995年出版《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时，收录的地方戏曲剧种就只有333个了（除京剧、昆剧以外），像我们曾熟悉的上海周边地区奉贤、崇明、川沙、南汇的山歌剧和苏州地区的苏剧、杭州的杭剧、湖州的湖剧、丹阳地区的丹剧等，“文革”后就基本上消失了。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大量的地方戏曲逐渐走向消亡当然是令人惋惜的，它毕竟曾经在过去的时代，给广大观众、尤其是农村观众带来过欢乐和艺术享受，同时也是普通老百姓启廸智慧、道德宣教的启蒙、普及教化的老师，可以说，没有大批地方戏曲剧的剧团种活跃在城市和乡间，许多地方老百姓的人文启豪教育、文化艺术享受将是一片空白。因此，许多有识之士便提出对这些地方戏曲剧种赶快进行抢救和保护，例如像对待昆剧那样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从财政上拨款养剧团、养演员。
用保护措施来延缓或阻止地方戏曲剧种不致消亡，这种想法当然非常好。但是，我认为这种“输液维持生命”的办法，并不是最佳选择，譬如一个垂老病人，已经病入膏肓，成为植物人了，仅凭打点滴维持，能抢救得过来吗？我想，只要客观地、冷静地分析，许多地方戏曲小剧种实际就像一个“植物人”，即使可以投入抢救的钱再多，也是绝对救不过来的。因为当年地方戏曲的繁衍生息，是有历史根源的：一是交通不发达，经济不发达，人们不可能走出偏远小城镇和山村到大都市去欣赏名剧团演出，所以它才为老百姓所需求，就有了演出的市场，就能养活艺人们；二是由于地方的方言土语存在，老百姓（尤其是乡村的中老年观众）甚至听不懂包括北京话、北方或南方普遍流行的方言、外来语，所以他们只喜欢看本地的方言戏曲演出，地域特色浓烈的念白、唱腔旋律听起来亲切、舒适；三是当年全国性高水平剧团少，高水平舞台艺术传播受到限制，没有像现在这样，能运用影视媒介向最偏远的山村传播（直播或录播）它们的高水平演出，因此，大量的城乡观众便只能看地方戏曲，从而使即使水平较低的地方戏曲业余剧团，在它们所流行的地区也不缺乏观众，这就造成了地方戏曲的繁盛。而人们看不到，这正是建立在经济不活跃、交通不便捷、全国性规范语言不普及的社会不发达的基础上的，这种文化上的所谓“繁盛”状况，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并不值得自豪和留恋。由于这种落后、分散、闭塞的小农经验形态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大量的地方戏曲剧种的剧目创作、演出水准、演员个人水平虽然都不高，但却并不缺乏观众的繁盛现象。因为广大农村和县城以下的城镇老百姓根本就看不到当时演艺界最高水平的艺术演出，他们没有什么选择，所以即使看到的是演出水平不高的地方戏曲剧种的演出，便也很过瘾。所以，地方戏曲剧种多，并不一定是戏曲繁盛的标志，更不会与演出水平（即文化水平）高低成正比。而在社会发展的大潮下，在经济、交通日益发达的今天，地方的方言、土语特色越浓而演出水平（剧目、音乐、演员表演艺术）又相对较低的地方戏曲，便只能被淘汰，即使有的地方戏曲表演艺术上非常有特色，但由于语言障碍，也走不出偏僻小地区，其演出市场便只能被高水平大剧团和电影、电视等传媒演出节目所挤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最偏远的乡村也能看到全国最高水平的演出（如戏剧、歌舞、曲艺杂技等），当地老百姓（尤其是青少年观众）就不会再有兴趣去看当地小剧团“土气十足”的地方戏演出。看来，我们并不需要为一些地方戏曲剧种的消亡太过惋惜，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当然，一些地方戏曲剧种消亡，也实在还有剧种本身的原因，这大致有以下四种状况：一是剧种的艺术语言环境太局限，其唱词、念白只有一个县或几个乡能听懂，在现代化大潮下方言正被融化的境况中，就较难生存；二是剧种本身还不成熟，还处于发展的初期，表演上没形成规范和特色；三是一些地方戏曲小剧种没有“大腕”演员充当剧种的领军人物，没有“明星”，这在当前的演出市场上就较难有号召力；四是长期以来剧目创作上不去，只能移植大剧种、大剧团的剧目，而自己编出来的戏又水准太低，有时一出戏甚至连剧情故事都编不圆，谁要看？上述四种状况，前三类是“先天不足”，是剧种的“胎里病”，没办法救；后一个是人才问题，创作思想问题，对于许多地方戏曲小剧团而言，这就是苛求了。
而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是较大一些的、原先能在几个县地域，或在一个地（市）区、几个地市级地区流行的地方戏曲剧种，现在也面临生存危机，剧团说解散就解散了，其实就观众拥有的潜在数量而言，这些地方戏曲剧种（或剧团）还并没到就要消亡的地步，而且当地政府其实一直是在财政上救它们的，就是救不下来，这就是戏曲界本身的问题了。这大致也是这么几种状况：一是近年由于老一代艺术家退出舞台，剧种没有了领军人物即“大腕级”演员做台柱，剧种（剧团）在演出市场上就失去了号召力；二是剧团内部管理问题多，或不团结，或行当缺乏，或没有演出市场的经营人才；三是剧目创作上不去，剧种（剧团）长期写不出好剧本、找不到好剧本。剧目创作站不住，演员再好，舞台再怎么“大制作”，也还是免不了滑坡。记得上世纪90年初，上海举办华东地区戏曲会演，江南某县送来一台地方戏曲剧目，还安排在开幕式上演出，结果因该戏剧本编得太差，许多专家及普通观众看了一会儿便都坐不住了，只得到场外去“放松”，大家纷纷议论：这个戏想讲的什么呵？怎么也弄不懂呵？可以想象，这样的剧种（剧团）在当前的时代还怎么能有市场？
其实，剧目创作上不去，近年来已成为戏剧界的痼疾，不仅地方戏曲是这样，京剧、话剧、歌剧又何尝不是如此。当然地方戏曲剧种问题更大些，可以说，由于编剧人才的缺乏或流失，大量的地方戏曲剧种或剧团，已经没有或仅有较少能够满足当代观众需求的编剧人才，剧目生产当然就上不去。剧目生产上不去原因除编剧因素以外，还有另一些原因，一是当前戏曲界已与电影“接轨”，导演成为中心而不是以编剧为中心，是最主要的原因，编剧已实际沦为导演和演员的“枪手”，剧本如何编，不是编剧在体现自己的创作思想，而是导演、演员在指挥。二是演员选择剧目题材的权力过大，如果这些演员是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尚长荣式的水平，当然会很精彩。问题是一些中、青年演员判断剧目题材水准太低，他们选剧本常常选错，这样，观众的大部分便被他们从剧场逐渐“赶”出来了，地方戏曲剧种还怎么会有长进？怎么会不消亡？所以，许多地方戏曲剧种的消亡，除有些是先天不足之外，其实大量的根子还在于自己，自己没能力“长进”、发展，自己长期拿不出好剧目，被时代淘汰是很正常的，并不值得为它们大唱挽歌，也不必去忧虑。以我们上海的沪剧为例吧，2000年以前，曾经有过许多剧团，除市级沪剧院以外，还有徐汇、长宁、宝山、南汇、崇明等区县级沪剧团，现在这些区县级沪剧团，有的已解散或名存实亡，有的虽还能不时演出，但已经没什么影响。即便是高水平的市级沪剧院，现在也已经拿不出有影响力的新剧目，创作滑坡很厉害，我看，给他们再多的钱也不行。同样的情况，上海越剧界也存在，可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没有出过一部都像《红楼梦》、《西厢记》、《祥林嫂》那样有经典力量的剧目，现在这些剧院（团）也在不断排新戏，可是，投资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辛辛苦苦排出的一台戏能够连演10场的有几台？能够收回成本并赢利的戏有几部？一个令人心酸的现象是，现在连沪剧、滑稽戏剧种都有人希望能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说最好都能像昆曲那样由国家养起来，这当然十分可笑，也是没出息的表现。如果连这样的剧种也要保护，那么,它们存在的价值又在哪里？其实相对于一些内地不发达地区，上海的艺术创作并不缺钱，而且基本上排新戏的钱都能保证，但对某些剧种而言，例如沪剧、越剧，由于近年剧本的创作和选择水平太低下，太落后于时代，即使给他们最多的钱，剧团能捧回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吗？更不要说一个戏能连演20场、至少拥有3万以上观众数量了。而即使一个戏能有3万观众看过，但在上海总人口2000万人中又占了多少比例？所以我说，近年某些较大的地方戏曲剧种濒危，虽然亦有方言土语的欣赏障碍，有当代娱乐多样化的挑战，但从剧种本身而言，却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试想，现在一些地方戏曲剧种的院团长，有多少人是称职的，有多少人对剧本有判断能力？由于新剧目常常打不响，于是便只能演老戏，《红楼》、《梁祝》、《西厢》、《珍珠塔》、《雷雨》这类剧目反复演，这就是当前地方戏曲剧种的真实生态。
地方戏曲剧目生产、创作上不去，一般不外乎编剧水平低、领导（主演）选戏水平低、创作思想观念落后陈旧这三个原因，这些问题极其复杂，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而我要说的是，面对地方戏曲大批消亡的局面，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一，我认为要从发展的眼光看待这种现象，要看到这是时代进步、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既不必伤感，也不必慌张，惋惜之情当然可以有一点，但亦不必反应过度，更不应认为是文化建设“滑坡”。过去大批地方戏曲剧种实际上是旧的农耕文化的延续或反映，它们最根本的艺术基础是方言和地域特色山歌、民歌曲调、旋律，随着社会的发展，方言土语的被融汇，它们中的大部分剧种终将消亡或奄奄一息。以江南滩簧戏而言，原有的剧种杭剧（又称武林班或武林戏）、丹剧（丹阳啷噹戏）、湖剧（湖州滩簧、浙北难簧）、苏剧（苏州滩簧）已消亡，姚剧（余姚滩簧）也濒危，而沪剧（申滩）、锡剧（常州、无锡滩簧）、甬剧（宁波滩簧）生存状态虽尚较正常，政府支持力度也大。但由于这三个剧种处于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长三角地区，这个地区的各地方言面临“生存危机”，因而这些滩簧戏的“日子”本身也很不好过，它们如没有高水平的演出剧目，已很难走出本地区，如甬剧只能在浙东和上海拥有固定观众，锡剧只能在苏南演出，连上海的“地盘”也逐渐丢掉了；沪剧则已退回上海，失去了苏南的“地盘”。所以我认为，随着长三角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三个现存的滩簧剧种（还可以吸取评弹的营养）应该赶快融化、归并成为一亇新剧种，创造统一的独特戏剧语言，树立自己的表演体系，可惜这三个剧种分属三省市，没有人或剧团肯来做或有能力来做这种探索。
第二，对濒危或消亡的地方戏曲剧种，应该赶快做艺术史料的抢救式记录，让它们虽消亡但仍能留下“倩影”。所谓抢救式记录，是把本剧种的原有保留剧目、唱腔、行当、表演等艺术通过录音、录像或文字记述的方式记录下来，使它进入艺术历史的记忆中，剧种可以消亡，但其生存轨迹不应被淹没，何况今天我们有这种条件，也有人力（各地文化系统都有艺术研究机构和文博机构，还有社科院、大学艺术专业研究人员），可以做这件事，有的已消亡了的小剧种，剧团虽没了，老人还在，还可以进行艺术资料的抢救记录，将来这些都是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
必须认识到，抢救式记录（文字记述、录音、录像）不是抢救剧种，对已经消亡的剧种，使它起死回生是很难完成的任务，在新的历史时期，实际上也已没有必要。
第三，要重视地方戏曲剧种的“文化宝库”作用。地方戏曲剧种的价值，不仅是对观众产生的艺术鉴赏上，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宝库。例如地方戏曲中的大量方言、土语、俚语，就是语言科学的组成部分之一，研究语言的变化、发展，地方戏曲中的舞台语言就是很重要的资料。又如地方戏曲中的服饰，便是某个地区服饰文化、生活习俗文化的反映，地方戏曲中的唱腔曲调，就是一部民族音乐的百科宝库。一部在全世界打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来自越剧，今天，民族音乐的发展很艰难，但大量学院派的民乐家，其实很少有人肯下功夫去挖掘地方戏曲音乐这个宝库，不屑于吸取地方戏曲音乐的营养来进行民乐演奏曲的创作，这是极大的损失，甚至连民乐专业的老师、学生都不看戏曲演出。当然，抢救濒危或已消亡的地方戏曲唱腔音乐的记录的工作需要政府文化部门、有志之士去做，现在条件这么好，钱又不缺，为什么就不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第四，对濒危的地方戏曲剧种，归根到底是要在新剧目创作上下功夫，创排出高水平、高质量的新戏。上世纪50年代昆曲濒危时，一出《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而沪剧、越剧、锡剧当年的辉煌，也是靠了一大批优秀剧目；剧本若站不住，导演再好、演员再好也是“扯淡”，剧场的舞美再好，能玩过电影的特技？其实剧种的兴衰就是剧本创作的兴衰，可惜这个道理现在许多人都忘了，编剧在趾高气扬的大导演、“表演艺术家”面前，已经成为“打工仔”、“小三子”，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汤显祖、田汉、雷禺诸大师辈若不幸生在当代，肯定永远出不了头。若一个剧种、一个院团，编不出或选不到好剧本，给再多的钱也挽救不了剧种的滑坡。
这就是我们面对大批地方戏曲消亡的对策，多做实事，少唱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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