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名人之感言
2008年5月9日 1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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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司徒伟智 |
要当“粉丝”，真不必买票进剧场，就做好媒体人得了。
寻常岗位，想见名人，难！记得自己念中学三年，就见过一回。那是发明高压电桥的王林鹤约于1964年前后光临，报告做完，来到操场。我们六个年级、千余名师生整整齐齐排成几大方阵，就等着他穿行而过时呼口号致敬。当年我以为这很正常。
后来八十年代初赴华东师大读夜校，有一晚在听课，蓦地看到许多学生直往礼堂方向涌去。课后听说是“曹燕华、宋世雄都来了呢”，群情激昂。此刻作为一名报社编辑，我已经淡然了。
原因在于见多不怪，“视觉疲劳”。大约是1970年夏，还在为两报理论部当业余作者，有一回被借到文汇报社七楼，关起门写宣传宪法修改的文章。我们这一摊旁边，另有一摊写史学文章，则是个壮年人单兵作战。翌日听说，他是陕西师大的孙达人——好了得，竟是毛泽东夸奖过的批判“让步政策”的孙达人（他在八十年代中叶曾任陕西副省长，后辞职回乡于浙大任教），那时节简直家喻户晓！1978年底入了报社门，当理论部编辑，见识名人频率更是陡增。记得新来乍到，就赴文史馆开座谈会，十来位中包括周谷城、王元化、章培恒、方行等俱属大家，朱维铮当时算小字辈了。
说起和名家打交道，在我任职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乃至沪上新闻界，坐前排远远轮不到我，交游广阔者太多了。1981年3月，高志仁、章智明和我一起看望本报老前辈陆诒，听他聊“三万经”，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一万个朋友”。那他声名赫赫的采访对象就数不胜数了。抗战初期他的战地通讯不胫而走，和范长江齐名，其基础就是走访部队、结交将领，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彭雪枫，到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傅作义……。他说起在中条山的垣曲访问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时，虽然军情紧急，卫还特地邀请了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和他共进午餐。一边听，一边简直要咋舌。
可见在这特定环境里，当个“粉丝”也粗大不起来呢，我该自认“小巫见大巫”呢。好在契柯夫的名言可以壮胆：不管大狗小狗，“就让它们各自用上帝赐给它的声音叫好了”。
我想值得自己“叫”一番的，第一个是：倘若真正卓然成家者，倒是来得个谦虚，没有架子，交往时大可不必紧张。从周谷城、施蜇存、金性尧等老人家到戴厚英、邓伟志、赵鑫珊等中年人，去电提出上门组稿，答复无一不诚恳，相见交谈，态度无一不谦和。那时年轻不懂事，相熟之后有时竟也会“命题作文”，让有的老先生放下手头专业研究来给我们“打工”。比如施蜇存先生当时兴趣已转到词学，却为我上门邀约的“如何自学古汉语”一题，查了书，化费了很多功夫——现在回想真有点过分。还有的作者已经担负高级领导职务，如夏征农、陈沂分别为市委书记、副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但是，“将军本色是诗人”，他们对于上门组稿或交谈文化问题照例饶有兴味。我最初是在1980年，向夏老邀约写青年人如何业余学习的文章，因为他三十年代在上海和艾思奇、柳湜开设的《读书问答栏》曾经影响颇大。他的《谈自学》上、下篇写得既快且好，分两期发表。文章产生了影响，以致浙江日报也来电要我帮他们向夏老约一篇同题材的。让我感动的是，限于版面，有几次夏老的长文章经我们删节后发表，他也不以为迕，只提出将原稿还他，以便日后完整收入文集。并且每一回信件往返，他都自己动笔，不劳驾秘书，显示出对编辑的充分尊重。
读过尼克松一句挺有趣的话：“我注意到那些伟大的领导人不试图用宽敞的办公室来向客人炫耀，越是小人物才越坚持要大办公室。”是呵，卓然大家者，何需借助于任何的虚张声势？腹有诗书性自谦。
第二番感受是，名家多真知灼见，媒体人理该重视。媒体人多博识，却往往失之于宽泛乃至有点浅薄，我们当有自知之明。作为一行一业的翘楚，人家穷年累月“沈浸醲郁，含英咀华”，其见识也自“出乎其类，拔乎其粹”，为我们所难以企及，访谈之、绍介之，理所当然。本报老总编陈念云说过“名家文章不能当饭吃，但要当菜吃”，可谓经验之谈。至今我仍记得1987年2月经手的黄正平、周健所撰《上海出现令人注目的“整容热”》一文，针对有些医疗单位匆匆上阵开设整容手术，轻率使用液体硅橡胶，引用上海九院张涤生（以后他当选为院士）的话表示异议：“这种玩艺在国外也是慎用的，因为一旦注射液体硅橡胶后，长期积淀可能转化为致癌因素。”后来很多惨痛教训，反证了他最初不顾利害关系而直率提醒是何等可贵！1991年，为“九十年代上海人”讨论而采访两院院士李国豪时，他指出的“现在有一种倾向，对有眼前利益的横向课题兴趣大，对纵向的、需要多年努力才会见效的重点课题积极性不高”，也是一语中的，就是在今天依然不失其先知的光芒。我还以为，即使是一些普及性的道理，由名家结合实际道来，效果会呈倍增效应。心理学家哈夫兰特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由两个人分别向两个测试组讲授同样的新观点，却说第一组的讲授者是德识俱佳的专家，第二组是普通人讲授。结果，前一组信从的比例为后一组的三倍。1980年顾潜和我采访苏步青，主题是围绕“当我年轻的时候”这一新开栏目。随着老人家娓娓道来，我们迅速提炼主题，最后定在“读小学时我得过倒数第一”。抚慰学习上暂时落后者，鼓励后来居上，大概不算新鲜课题，然而抓住苏步青由顽童到大师的巨大落差，并转述其真诚提醒，却仍是一番警世文字，我们以为。
感受之三：采访名家，有时于不经意处可以观照他们脱俗的精神境界。九十年代，曾彦修有好几年来上海过冬，常会将我找去，在他的复兴西路临时寓所聊一回天。渐渐的，我就得知，他每次来，就是乘坐硬席卧铺而已，还是自费购的火车票。写字桌上的台灯，塑料灯罩已经破了个显眼的大洞，也任它去。须知五十年代他已是八级高干了，复出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刘靖基，大实业家，又是政协高官，也是如此俭朴。去医院采访他，见他床边橱上搁着的香蕉都已经是黑皮了，照样吃，还坦然招待来客。1982年3月，胡申生和我在《解放日报》合作发表特写《名家钦佩的无名人》，反映的是工行淮海中路一储蓄所员工的优质服务。起因是在该行的表扬本上，留下了微生物学教授陈騊声、京剧院院长俞振飞、电影导演刘琼等诸多名家对于营业员的好评，有的还提供具体情节。在我们进一步采写详情时，他们对无名人的善行一一回忆、描述，不厌其烦。近来翻阅昔时私人资料，找到刘琼当年为寄还小样而写来的短函，再次以热情言词赞美几位营业员。如此受恩莫忘，如此“平生不解藏人善”，令人感到一种深厚的传统美德修养。
感受之四：名家位居要津，见多识广，有时谈论会触角四出，突破访题范围。此类“跑题”，也许有“戏”。报纸版面有限，文章主题集中，通常难以将他们的所有谈话内容一次性推出。所以，拜会名家的功课既在事前，即了解采访对象，打有准备之战，且在事后，即勿满足于发出一篇原定的主打文字，不妨进一步整理剩余材料，作“深加工”。1981年，我采访短暂逗留沪上的吴亮平。这位横跨白区和根据地、武装斗争和文化反围剿、建国前后两个时期经济建设的传奇人物，这位最早翻译《反杜林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满腔的学识，一肚子故事，侃侃而谈。写出本报《学习与修养》版所需的专访文章《艰难困苦：人生的学校》后，我总觉得交谈过程中，有关他如何在陕北偶然“客串”为斯诺和毛泽东会面担任了一回翻译，及他详细澄清斯诺《西行漫记》书中对他们吴氏父子的失真记述，都值得向读者介绍。于是我又写了一篇《<西行漫记>中的吴亮平》，受到《文汇报·笔会》副刊主编徐开垒的欢迎。1987年，我应《法律咨询》编辑部负责人周修睦之约，写过一篇通讯，反映戴厚英为德国汉学家马汉茂擅写《人啊，人！》德译本“结束语”而生的论争。采访中，又得悉一则新闻——外方为《人啊，人！》德译本新书发行请她走了西欧好几个国家和城市，出席与读者见面会，但是接待方式令人尴尬。戴大姐真是快人快语： “我是不怕坍台的。不想明明受了气，回来又讲什么‘在外国人家招待得多么多么好’。一路上，那家出版社为了节省费用，都是请各地的作家接待。接连几家都是腾出一个小小的玩具间，在里面安上一张床，就完了。而且，里面的玩具也不撤走，只是往墙边上挪一挪、堆一堆，就让你与玩具住一块儿。我憋不住说了，说怎么客人就是睡玩具间的？可人家回答，在你之前，中国作家某某人、某某人住过我们家，都住玩具间嘛。”“我想，既然作为邀请来的远方客人，就理应正式让我住旅馆。这倒不是求舒适，而是争一个中国作家应有的体面。”她的结论，实在振聋发聩：“过去总以为不受侵略、不遭奴役，就叫做‘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现在我是痛感：只要一个国家在经济上不发达，她的儿女仍然不可免地会受那些恃富而骄的人的轻视。经济是基础啊。现在我才算真正体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了。”如此的“采访边角料”，不可轻弃，衍生产品《一名女作家的海外观感——“中国人还没有真正站起来”》嗣后就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了。
与名家打交道，通常收益明显，却也不能照单全收。这就是感受之五：某些名家个性强，牢骚不少，甚至跟同阶层人物有点历史恩怨。1979年初春，黄京尧、章智明和我一起采访一位前中央领导的夫人。她很早就跟林彪集团斗争，“文革”未爆发即已入狱，此刻蒙冤十余年刚出狱，受到社会各方关注。她谈话极为坦诚，既批判从前“左”的路线对自己的迫害，也如实检讨自己有的抗争手法不妥当。这些内容极好，无疑都可以发出。可是她还讲到某位依然身居中宣部领导岗位者当年如何与查抄她家沾了点边，她最近又如何跟他清算，追查一件珍贵藏品，绘形绘色。精彩是当然的，却只能予以回避。媒体人不是调解人，对有些高层面且私人意味甚浓的矛盾只有采取不介入方针。我采访过一位大科学家，还是院士，听他回答访题时突然扯开，谈及过去一次重要的招投标明显偏袒，将他的创意结果转给另一位年资较低的专家（后来也当上院士）。兹事体大，涉及专业，颇难厘清，事后自然就不去考虑利用它来衍生什么“新作”了，虽说报道出来可能颇有卖点。
我想该记住沃尔特·雷利在《世界史》的序言中的告诫：“任何史家撰写现代史时，倘若与要探索的事件靠得过近，这兴许会磕掉他的门牙。”就不宜卷入私人矛盾而言，媒体人跟史家该一样自律吧。
感受之六则是：名家也是人，他们也会出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名家看待历史和现实，观点未必一概准确无误。尤其在记忆上，代久年湮，印痕淡化，准确度难免因人因时而异。何况有的学者大家年寿已高，记忆力严重衰退。我曾经两次拜访一位著名老学者，深感其为人谦和，知识面宽广，敢说真话。而且为我们写稿很是认真，对于我们斗胆删节也是大肚能容。但是有一回访谈中，他突然说起：“我和鲁迅经常交谈哟”。这可是闻所未闻，马上问：“你们在何处交谈？”“在内山书店呵。”我回来即查了鲁迅日记的有关部分，全无他的记载。究竟是鲁迅漏记了，还是他老先生误忆呢？反正我是不敢动用这段“鲁迅轶事”的。
经验就是，采编工作永远跟“懒汉思维“绝缘，切忌“都是随人道短长”，注定“只眼须凭自主张”（两句均为赵翼诗）。即使面对名家也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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