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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网络恶搞是对批评正当性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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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稿:项凌  来源:文汇报  作者:汪涌豪      2006年11月21日 08:52
 
  ●超出底线的恶搞频频出现并大受追捧,值得人们作进一步的反思。其间,对批评正当性的滥用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有些恶搞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将理性作为人性核心的真正的批评,能看到的往往是刻薄的挖苦,和一味由着性子的求爽与使气

  ●批评是人特有的认识行为,依托理性的批评更是构成人主体性的根本,是一个人文明程度的标志。要积极倡导符合当代知识论公义的文明的交流原则,提高中心人群的人文修养和德性发扬精神守护的自觉意识。这样才能让他们明白,发言并不等同于发泄,讽刺也不能代替思考

  ●应该积极重视并大力开展“媒介教育”。现代社会,人们享用传媒的机会在扩大,但这并不意味其正确认识、有效利用和批判接受传媒的能力就一定在提高。当此信息爆炸信疑杂出的时代,如何养成对“媒介环境”这个“间接现实”的真实性的质疑,提高媒介环境下人的理性自律和自由认知,应该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网络恶搞成为时尚。本来,这是一个意义中性的行为,一概视为无聊或恶作剧,不免望文生义。但一些人任意踩踏底线,甚至恶搞英雄人物和红色经典;一些网站专事猥罗下作,甚至拼凑高手榜单和爆笑大赛,就不免引起人们的忧虑与反感。对此,相关的批评文字已有许多。

  由于恶搞渐成风气,并已对青少年人群造成不良的影响,广电总局近期拟出台相关条例予以监管,博客实名制的讨论也已正式开始登场。但基于互联网的特殊性,一刀切的做法显然不再可行。为使相关政策法规能够得到最广泛的认同和最切实的实施,认真反思恶搞成风的原因,作出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无疑是一件十分紧要的工作。

  说到反思,不得不首先要提及与恶搞相对的正当的文艺批评,换句话说,我们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及各种形式的文化创造,首先就应该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那种僵硬无趣的主题先行和泛意识形态化,那种脱离实际生活和人的真实感受的伪高雅与伪伤感,还有现如今正大行其道的资本与技术合谋,以及由这种合谋造成的对意义的摒弃与淡化,都使得我们的文化产品,不同程度存在着不真实甚至反真实的倾向,有的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主流舆论的直率批评和有效抵制。相反,在各种现实利益的驱动下,曲予宽容褒扬溢量的现象倒时可见到。由此使得一些人沉浸在被小圈子认同的良好感觉里,艺术的敏感不见了,才情如手中沙一样流失,虚骄之气却日甚日满,乃至全无接受不同意见的风度,肯认多元价值观的器局。

  这才有了一批不甘心做沉默大多数的年轻人,通过网络这个虚拟空间和自由平台,对其做剔肉见骨的辛辣讽刺。其中不乏精到的见解和建设性的褒贬,霹雳手段的背后,有平民化的菩萨心肠;故甚其辞的反讽,让人触摸得到一个时代的体温。至于有的抱着“只有耐搞才是经典”的挑战姿态,从想象力到技术手段,尽情展示个人才华并终获肯定,更显示了一个开放社会,人们宽松的认知态度和成熟的文化心态。

  当然不可否认,在热闹的上传共享中也可见泥沙俱下。上述超出底线的恶搞频频出现并大受追捧,就值得人作进一步的反思。其间,对批评正当性的滥用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汪涌豪)

  应该承认,批评是人特有的认识行为,依托理性的批评更是构成人主体性的根本,是一个人文明程度的标志。但遗憾的是,在有些恶搞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将理性作为人性核心的真正的批评,能看到的往往是刻薄的挖苦,和一味由着性子的求爽与使气。不久前发生的故意推举陈凯歌为绿色环保人士,就是一显例。由此从认识上取一种是怀疑主义的态度,在方法上认同相对主义,价值观上时或虚无,言说方式又多诡辩,这使得这类批评很容易越过理性的边界,成为一己情绪的放滥与宣泄。

  至若在民主参与的名号下,对个体自由的误解,也是造成恶搞蔓延的重要原因。虽说“法无禁止即自由”,但一些人任意夸大当代文化中的后现代征象,以为文化的圣人时代已经结束,于是任张“无权者的权力”,从心所欲且逾矩,既颠覆偶像,解构经典,复出恶言,用损招,以带浆带水的深毁曲诋,来成就一己渎神的快感,乃至“让他死得难看”的促狭。结果娱乐了自己,却损害了他人。前一阵网上将赵丽华的实验诗恶搞成“梨花体”,就是一例。至于恶搞唐诗和童谣,更凸显其情趣的粗鄙和敬畏感的缺失。看似有足够的自由,背后无不受着习尚的辖制,扩散着不能自主的精神的孤单。

  鉴于上述恶搞的复杂成因及多样化表现,光痛心疾首地责难显然没用,健全相关法规的同时,做正面有效的引导才是正途。为此,要积极倡导符合当代知识论公义的文明的交流原则,提高中心人群的人文修养和德性发扬精神守护的自觉意识。这样才能让他们明白,发言并不等同于发泄,讽刺也不能代替思考,进而明白虚无不是对当下存在的反思,理性才是主体价值的核心。

  我们无意于说网络空间一定不足以形成理性的交流,也不否认个人化的自由表达有时候也有助于不合理现象的克服。我们只是说,不应该让网络仅成为意见的自由市场,并使恶搞沦为“哄客时代”众声喧哗的话语狂欢,因为它实在不足以诞生真正有原创意味的思想,并获得高过它竭情否定的对象所已经获得的赞扬。

  与此同时,还应该积极重视并大力开展媒介教育(Media Education)。在西方,这种教育早在上世纪初就被引入课堂和社区,80年代,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还专门发布过《媒介教育宣言》。现代社会,人们享用传媒的机会在扩大,但这并不意味其正确认识、有效利用和批判接受传媒的能力就一定在提高。当此信息爆炸信疑杂出的时代,如何养成对“媒介环境”这个“间接现实”的真实性的质疑,提高媒介环境下人的理性自律和自由认知,应该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剔除恶搞的杂质,才有可能让年轻人在PS图片、Q版文字或FLASH动画的多方交攻中,获得一种正确判断的科学视角,从而心悦诚服地走向对责任的担当和对社会道义的维护。(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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