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文革”后期，上海的一些剧作家常被招集拢来，“集体创作”一两个配合形势需要的戏，有话剧，也有先是话剧然后再改成电影本子的。但因为是从政治需要出发，或曰“从概念出发”的，说教味很重，所以观众很少有真正感兴趣的。组织者也想提高创作质量，有一次就请老导演谢晋来给剧本提意见，还希望以后由他亲自任导演。听说那次谢晋谈了不少，别的我都忘了，有一点却一直记到现在。那个戏里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给“造反派”栽赃，要自己的秘书把手臂砸断，然后截肢，然后说是造反派打的。这成为戏里的一个高潮，秘书的犹豫和反悔也牵动了不少人的心，大家都看好这个情节。但谢晋说：“这个情节不好，这是制造廉价效果。”
我当时听过传达，心里很震动。我能感觉到他说得有理，但不知理在哪。所以我只能佩服他的辨别力，很希望自己今后也能够迅速辨别廉价与否。而因为不解，多少年来，凡有作品过眼，我总在体察和思考这一点。现在，半生已逝，我忽然发现，自己有些明白了。
促成我豁然开朗的是浙江一位研究生的来信，她问，为什么我在那本《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的专著中，写了“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自然的母题”，却没有“死亡”的母题呢？此前，也有儿童文学界的朋友提出，我何以没有专门列出“苦难”的母题？关于儿童文学中“死亡母题”的思考，前不久已经有了一些争鸣的文章了，可见，有不少同行已在考虑这一问题。但我对这一问题，却确实不是遗漏，而是有自己的想法。
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我其实还是说了这个问题的。我认为，成人文学的三大永恒主题——爱与死与自然，“对于儿童而言，在他们的欣赏范围中，恐怕只有''自然''这个主题备受青睐；而''爱''和''死''，尽管也为他们所关怀和涉猎，但毕竟同他们的生活和心理有很大的距离，难以成为他们审美观照的主要对象”。我又说，“随着儿童的成长，随着青春期以及后来更漫长的人生岁月的到来，儿童的心理侧重必然会发生移位和变更。他们对于''母爱''的关怀渐渐转向了''情爱''，他们对于未来的遥望则渐渐被越来越沉重的现实感所淹没，以至被''死''的忧虑所替代。这就规定了在文学审美中，儿童文学的母题向成人文学的永恒主题演变的轨迹。而青春期的文学，表现少男少女''分裂时期''的作品，就正处于这种母题转变的临界点……”
也就是说，在我所划分的那个粗线条的框架中，“死亡”还不应成为儿童文学的一个“母题”，它还不能与“母爱”“父爱”相并列，我觉得它应当从属于“爱的母题”之中的“父爱型”，是它下面的一个分项。因“父爱型”作品既体现成人对儿童的爱，这种爱又不回避生活的沉重和严峻，此中当然包括了“死亡”和“苦难”。这并不是说儿童文学要一味回避它们，只是，它们在整个儿童文学中的比例，不可能那么大；它们在创作上，也有些特殊的难度，不能不引起创作者的特别注意。
事实上，对于成人文学来说，死亡和苦难也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由于死是人生的大限，没有人能够逃脱死的痛苦；苦难又是直接诉诸人的感观的，所以它们的强烈程度往往要超过其他描写。但人不能老是谈论死，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人可以超越死之恐惧而生活，人能暂时避开这个话题，能利用它的积极面（如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而不在此中沉沦。所以，优秀的成人文学善写死亡与苦难，却不一味在此渲染，而最终能给人充实的审美体验，使人更加热爱生活。如古典雕塑《拉奥孔》所体现的“不到顶点”（请参阅莱辛的同名论著和王朝闻先生相关的散论），就正体现了这种人生与艺术的智慧。
对于儿童文学来说，动辄展示死亡与苦难，无异于拿“麻胡子”吓唬孩童，效果虽然会出乎意料地强烈，但离真正的文学艺术的距离，也会出乎意料地大。儿童的心更为单纯，它们更易被攫取，他们所受的暴力刺激将永远铭刻在稚嫩的心底，他们还没学会淡忘，他们几乎没有解药！所以，真正爱儿童的作家艺术家会在这些方面投注更多的智慧和心力，而古今中外名作中的成功例子也是并不少的。我认为最成功者之一，就是新美南吉的《去年的树》，在这个优美的童话中，暗含了“死”的意象，却使儿童得到了极大的审美享受。
于是我明白了当年谢晋的意思。是的，离开了生活依据与情节的必然性，拿些死亡、苦难、残疾、迫害、虐待（现在则又加上性）来作渲染，以达到一种强力效果，那是并不难的；但这只是一时的刺激，却不能换来审美体验。——这不就是“廉价效果”吗？（顺便说一句，现在街上常见的展示骇人残疾以博取同情的乞讨，所利用的也正是同一种人性弱点。）
所以，对儿童文学作家来说，尤其要避免这样的廉价效果；在一个浮躁的、急于一夜暴富、惟恐不能“吸引眼球”的文学环境中，真正有责任心、愿为儿童着想的人，更不应轻易使出这最易得手的“杀手锏”——因为你明明知道这一锏将会打在谁的头上。
我不得不说，最近，我读到一位年轻朋友的一本写校园暴力的书，虽然打出的是阻止暴力的旗号，而我看到的，却只有借展示暴力而获取的“廉价效果”。虽然这效果会直接转换成“注意力”、“印数”、“效益”……我则顽固地认为，作者还是不要写这样的书，出版社也以少出这样的书为好。
中国的图书市场太不缺这样的书了。我们缺的是《去年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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