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在文汇报副刊“笔会”创刊50周年的时候，柯灵先生为《走过半个世纪》一书写了序言。全序长三千余字，其中真正谈“笔会”的仅约一千字，主要篇幅都在谈中国报纸副刊的发生和发展史。但这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既有史家风骨又时时穿插掌故杂说的上好美文，这是这位老报人的一手绝活。在他晚年，无论谈电影，谈现代散文，谈孤岛与敌伪时期的上海作家，还是谈报纸副刊，总能娓娓道来，纯用散文笔法，以亲历和见闻衬底，而达到一种信史的高度，并每以独到的史识显示出一种震撼的力度来。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起，写一篇这样的三五千字的文章，总要花去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这种慢速，这种爬坡的坚忍，这种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在今天，都早已成了希罕之物。
文汇报老总编徐铸成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副刊是中国报纸所独有的，西方报纸只有专刊，没有副刊。这是因为，中国报纸从诞生之日起，就有鸳蝴派文人的诗词等“附刊”于后，它成为销路的保证，也养成了中国读者读副刊的习惯。柯灵先生的这篇序，则把新闻史上这重要一页说得具体而感性：
中国新闻史上牌子最老、影响最大的《申报》，在清朝同治年间创刊伊始，开宗明义，就郑重声明两个“概不取值”：一是骚人韵士投寄“短什长篇、竹枝词、长歌记事之类”不取值，一是有关“国计民生，地理水源，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的名言谠论不取值。原来按当时的规矩，文士在报上刊发诗文，不但一钱不值，还得自掏腰包，倒付发表费。《申报》特别优容，免费招徕，显然出于报纸本身需要，而不是由于报馆格外慷慨大方，不言而喻。而这恰恰是报纸副刊的萌芽。后来著名的“自由谈”终于出台，这是中国报纸副刊的始作俑者。这一创例，导致“凡有报纸必有副刊”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事实。
柯灵先生在序中还谈到，“五四”前后的新旧文学都与报纸副刊结下不解之缘。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旬刊”附刊于上海的《时事新报》，创造社的“创造日”附刊于《中华日报》，新月社则在北京《晨报》先后创办了“诗刊”“剧刊”。鲁迅的《阿Q正传》连载于《京报》，巴金的《家》连载于《时报》，都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柯灵认为，一度作为旧文学重要阵地的《申报》“自由谈”和《新闻报》的“快活林”，对社会的渗透力“远胜于新文学”。（当然，新文学的主要阵地在刊物而不在报纸，但刊物影响力往往不如报纸。这层意思夏衍先生也曾说过，他认为“一个好的副刊抵得上两个刊物”。）柯灵先生写道：
张恨水的小说家声名，早期不出北方燕赵之地，直到他受严独鹤邀请，在“快活林”连载《啼笑因缘》，这才如虎添翼，驰名大江南北，奠定全国性地位。《新闻报》办报方针，力求平稳，在舆论界地位不高，但发行量一直居于全国首位，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据说上海的大小理发店和浴室里，家家都可以看到《新闻报》。这也正是文化传播中一种值得重视的经验。
副刊的黄金季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而最显辉煌的，就是转向左倾后的《申报·自由谈》和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在抗日烽火中，《文汇报》于“孤岛”上海诞生，自然不会不受这种副刊传统与风气的影响。所以柯灵先生说：“《文汇报》长期以来，和知识界（特别是文艺界）结成深厚友谊，历来特别重视副刊。”而“笔会”的产生，是报纸经停刊复刊之后的1946年7月1日，那已经是抗战胜利，内战继起的时候了。
关于创办“笔会”，唐弢先生在《“息壤”忆旧》（载1986.3.25.“笔会”）中回忆道：
我于一九四六年夏天进《文汇报》，讲定和陈西禾同志合编副刊。……那时国民党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总的形势是要团结更多的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我们想了几个名称，灰不溜丢的不行，色彩太鲜明了也不行。最后还是由当时在《文汇报》主管副刊的柯灵同志取名为“笔会”，避开专称，当作普通意义来用，既不如西方沙龙的“高雅”，也没有中国传统的“以文会友”的俗套。我和西禾觉得这个名称很好，轩豁平易，立刻表示赞同。西禾又转请了钱锺书同志题签，后来一直延用了多年的挺秀有力的刊头字，就是锺书的手笔。
唐弢先生此文有很多关于“笔会”的重要回忆，文中提到的那串人名，尤其值得在此抄录一遍：
感谢各方面的支持。前辈如郭沫若、郑振铎、王统照、叶圣陶、茅盾、巴金、田汉，好友如冯雪峰、师陀、适夷、林默涵、李健吾、黄裳、周煦良、傅雷、辛笛、杨刚、吴祖光、何为、戴望舒、徐翊、陈敬容、林莽、陈钦源、骆宾基等，都曾为《笔会》写稿……记得当时也曾提倡杂文，除雪峰、黄裳、杨枝外，还有两位写得较多的，一个是方棘，一个是杜高。才华初展，青春如火，想不到他们没有一个能逃脱一九五七年那场噩梦似的厄运。
顺便小注一下，这里提到的徐翊即徐开垒，杨枝即陈钦源，都是老“笔会”同仁；林莽则是后来当过中国驻德大使，现仍笔耕不辍的王殊。
徐开垒在《“笔会”创刊六十年》（载2006.6.30.“笔会”）一文中，也回忆了彼时的盛况：
当年唐弢编“笔会”，版面生动，文字精短，每星期出刊五六次，突出了报纸副刊的连续性特点，并且隔一个时期就能出一次特辑，如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纪念普希金专辑，抗日战争名作推荐特辑，悼念闻一多特辑等。这些都是难忘的事实。
但《文汇报》注定要历经风雨。“笔会”出刊不到一年，就随着报社被国民党查封而停刊。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文汇报》于6月21日恢复出版。为显示复刊的报纸一新的面目，副刊也换了新刊名，“笔会”改为“磁力”，于当日与读者见面。“磁力”主编仍由唐弢挂名，做具体编辑工作的则是陈钦源、黄裳等。黄裳先生有《“磁力”漫忆》一文（载2006.7.30.“笔会”）叙说当年情景：
在留京一月中，我的工作是为报纸组稿，并采访各方面人士。可举一月十一日报社在玉华台宴客一事为例，那次应邀出席者有叶圣陶、马叙伦、吴晗、罗隆基、邵力子、钱端升、费青、老舍、罗常培、冯至、闻家驷、许德珩、向达、宦乡、樊弘、曾昭伦等。可见一斑。
约稿的成绩并不十分佳妙。只有老舍最积极，他住在北京饭店，我去访问，就拿到了稿子，大约就是《迎新年》。我与静远（潘齐亮）到清华园访费孝通约稿。当时吴晗参加了接收清华的主要工作，因为他又是北京市的副市长，难于兼顾，所以清华的大事都由费孝通料理。这位大管家也实在忙得可以，骑了脚踏车在全园跑来跑去。好不容易抓住他，我提出的文章题目是《清华一年》，由他来写最合适了。孝通抱怨没有钢笔，我说这个容易，到东安市场买了一枝“派克五十一”给他。但文章一直没有定稿。钱锺书算是最熟的友人，向他约稿，却只收到一封“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的来信，不写了。其他约稿对象，或为官场新人，忙于政务；或为旧时名人，有颇重的思想包袱，如冯友兰、钱端升，不便开口。所以约稿成绩不佳。但“磁力”还是有不少好稿，如许钦文谈鲁迅，李健吾的书评，罗常培论昆曲的前途，李可染写齐白石……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忙碌的时代，也是一个新鲜而陌生的时代。《文汇报》的编辑们以自己既有的路数和定力积极面对，碰到的却是全新的难题。徐开垒后来也曾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掌握了政权，人民欢欣鼓舞……但在连续搞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批胡风等政治运动以后，文艺创作呈现一片并不旺盛的现象。”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磁力”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而黄裳先生文末的那串人名也还是值得抄录的：
“磁力”始刊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休刊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共得二年零四个月。查旧报，作者有茅盾、许钦文、李健吾、俞平伯、罗常培、孙楷第、周汝昌、茹志鹃（《何栋梁和金凤》连载，凡九次）、丁玲、言慧珠、周立波、老舍、孙犁等，阵容不弱。有专刊，有漫画，都是一时名手。我自己还写了一组《旧戏新谈》的连载，共十七篇。是继解放前在“文汇报”上写的连载的续篇。
“笔会”刊名正式重见报端，那是1956年10月的事了。报社从北京迁回了上海，柯灵、唐弢早已不在报社工作，徐铸成特请柯灵回来重新担任副总编辑，唐弢则兼了个顾问性质的社外编委，“笔会”具体编务由陈钦源与徐开垒共同主持。在《文汇报文艺副刊的传统》（此文又名《从“世纪风”到“笔会”》，曾刊1997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中，徐开垒回忆道：
报社连续开了几个座谈会,听了不少文艺、学术界人士意见,还参照中央和市领导这一时期所发文件精神,决定把调动解放后长期搁笔不写文章的作家、艺术家以及其他方面专家的写作积极性,作为努力的目标。……我们把柯灵过去联系过的作家艺术家,重又接上关系,并按形势发展,进行扩大。我记得当时钦源联系较多的是宋云彬和施蛰存,我联系的则有沈尹默、王统照、丰子恺等人。这些作家大都在解放后六、七年中一直没有动过笔,这时才开始写文章。我还写过访问记,被访问的除了丰子恺,还有巴金、傅雷等。这时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许多记者在浦熙修领导下,也组织了不少专家、作家、艺术家稿子来,如叶恭绰、阿英、夏枝巢等人的文章。由于这些老作家、老艺术家的作品一向很有读者,忽然复出,令人惊喜,《笔会》版面也就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党的双百方针,确实使我们的报纸副刊,有可能出现知识分子畅所欲言的景象。不仅巴金的《秋夜杂感》,施蛰存、宋云彬的杂文,在这里发表,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也在这里重又出现。
我以为，这段回忆极其重要。我们试将它与上面引过的另几节回忆或成串的人名作一对照，就不难发现“笔会”一以贯之的精神了。是的，每当困难的时候，转折的时候，或要大步前进图谋发展的时候，“笔会”都会想到这些老作家、老艺术家、大文化人，他们是“笔会”知心的朋友，也是“笔会”的财富。其实，不独“笔会”，后来创办的《文汇月刊》《文汇读书周报》等，其成功处之一，也是紧紧抓住并充分依靠了这样一批大文化人。这不是追慕名势，这里有十分明智的选择。我们不妨看看上面的几种名单，其间没几位高官（即使有职务的也是以学问而不以职务见长），更没有地位很高但空洞无物的所谓专家教授，也就是，决不会去追捧鲁迅所说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美术家”。“笔会”所钟情的，都是有真才实学、能联系今日生活、充满艺术与学术生命力因而深受读者欢迎的大文化人。正是他们那各不相同的思想和文采，构成了“笔会”淳厚耐读的底色。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使到了网络时代，在“博客”“视频”满天飞的时候，报纸副刊要能立于不败之地，那堪称独家的兵器，恐怕也还是这样的大文化人的精心之作。像柯灵先生那样花三个月到半年写出的美文，副刊也许是其永远的伊甸园。愿意读这样精雅的美文者，自可到一流的副刊上去找来看。当然这是后话。
关于上述“底色”，柯灵先生十年前的序中有两句话，可谓提纲挈领：
在谈到文汇报史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应该特别一提和知识界的鱼水之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无私合作，有力支持。这是《文汇报》极大的荣幸，也是一种鲜明的特色。”我还说，《文汇报》的许多“道义之交——知识界各方面卓有影响的人士（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都已成了古人，而前尘影事，历历如在，不似雪泥鸿爪，了无印痕”。
当然，单是“底色”，还不能构成完美的图画。“笔会”还需要各种即时的亮色——这种“亮色”是要到生活中去发掘，或从大量的群众来稿中去发现的——这体现了“笔会”精神的另一重要方面。对此，几代“笔会”编辑都有清醒的认识。柯灵先生在《上海抗战期间的文化堡垒》一文中，在回忆了郁达夫、叶圣陶、丰子恺、夏衍、巴金等老作家对副刊的支持后，又充满深情地说：“此外还有大批当时英华风发的伙伴，给予亲密的合作，由文字之交建立起长期的友谊。如何为、黄裳、徐开垒、沈毓刚、晓歌、陈钦源、杨幼生、林莽、刘以鬯、董鼎山、沈寂……”徐开垒特地指出，这些人，“就是当年柯灵从群众来稿中发现的青年作者”。徐开垒还有一段相当精警的总结性的话：
作者队伍的组织路线,一定要“两条腿走路”,这就是既要依赖专家作家,又要发掘群众作者。漫长的历史不断证明：青年作者是我们的未来。
“笔会”自五十年代复刊后，经过短暂的辉煌期，就遇到了“反右”。至六十年代初，又曾辉煌过一段（从文汇报老记者钟锡知描写当年总编辑陈虞孙的《杂家本色》一文中，可约略读出当年的风情雨意）。但很快又迎来“文革”。副刊被更名为“风雷激”，至“四人帮”垮台后又一度更名“新长征”，直到1978年末才恢复“笔会”的刊名。史中兴的《流逝岁月此情在》（载2006.6.30.“笔会”）回忆了新时期之初的盛况：
巴金复出后的第一篇散文《一封信》在“笔会”发表了，接着又来了第二篇《第二次解放》。柯灵“回娘家”来了。艾青“会老朋友”来了。周而复把歌颂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长诗寄来了。臧克家道是“乐莫乐兮逢故旧，流光不逝此情亲”。王西彦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形：“十年一觉荒唐梦，我揉揉发花的眼睛，觉得应该向读者宣布一下别来无恙，我首先想到的是''笔会''，抱同样想法的不止我一个，在我的难友中拥有更多读者和更大影响的，也同一时期在这个副刊上发出打破长期沉默的第一声。”
如果说，这些都是“笔会”所依靠的知心的老文化人，那么，同时，“笔会”也热烈地拥抱了一群原本陌生的“英华风发”的新人——这里有写《伤痕》的卢新华，也有写《于无声处》的宗福先。他们的作品轰动了全国。
因为有这样的“亮色”和“底色”，当时“笔会”真有洛阳纸贵之势。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老总编马达的领导下，《文汇报》开始进入全盛期。《文汇月刊》也在那时诞生，可以说，《文汇月刊》是“笔会”精神的发展和延伸。
从那时到现在，连续二十七年，“笔会”未再中断。这当然会让人有“盛世”之感。但盛世的“笔会”没有过多的颂词，却常有盛世“危言”。其实“危言”后面蕴藏着诚挚的爱，这也是“笔会”精神的体现。
“笔会”走到今天，已整整六十年了。柯灵、唐弢、陈钦源，还有卓越的老报人徐铸成、陈虞孙等，都已离开了人世。但他们开创的事业，他们有关创办一流副刊的思考和探索,尤其是他们在副刊的“底色”和“亮色”上所作的种种实践，却永远值得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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