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1月11日在全省劳动保障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批评一些企业长期“只涨利润不涨工资”的现象。他说：“一提给职工涨工资，就有干部说工资高了影响投资环境，企业负责人就跟着说工资成本太高，企业难以为继，这是糊弄人的托词。”他以不容置辩的口吻说：“相关部门必须给职工涨工资（的要求）撑腰。”他的“硬话”当然是说给江苏官员听的，其中的道理却是放之全中国而不乏针对性的。
他说：自己在基层调研中发现，一些企业负责人在介绍利润时头头是道，听了令人振奋，但再问问职工的工资水平却低得很。再问企业主为什么不给职工涨工资时，企业主一般都说，职工工资成本太高，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和竞争力。一旁的地方领导干部也会插话说，工资标准高了怕影响投资环境，把好不容易招来的投资者给吓跑了！一副很难办的样子。吴瑞林结合自己在企业的工作经历十分肯定地说“这并不是真实的情况”！很多企业用来公关的费用可能比职工的工资多得多，部分企业的工资只占到企业成本的4%左右，大多数企业也不会超过两位数的比例。所以说，“‘成本论'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离实际情况差得很远。而‘投资环境论’，实际上是片面的政绩观在作怪。”
显然，吴瑞林只是根据工作经历与自身感受来谈自己的观点并据以推动工作，绝对无意针锋相对地批驳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此前的高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由此却联想到李剑阁先生不久前讲的那番话。他说：“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了。”我们不必抠“工资提得太高”的字眼（似乎普通职工工资也像高层管理人员的年薪一样不断在涨，压根不存在工人工资水平“十几年如一日”的状况，而且这工资还比较高、相当高，所以不能“太高”），也不妨承认李剑阁先生站在维护打工者根本利益的立场，是怀着一种“爱莫能助”、不得不然的心情。遗憾的是，正如吴副省长指出的，他讲的并非真实情况，而是某些企业主和官员的不肯给职工涨工资的托词。
然而，综观批驳李剑阁们“不涨有理论“的言论，主要有两种；我觉得，都不能让李教授心服口服。
一是以数家报刊登载的《一个公民眼中的2005年中国“五大诺言“》为代表的观点。此文作者舒圣祥说：“我们不能吃一辈子‘廉价劳动力优势’，更不能干一辈子‘八亿件衬衫换别人一架飞机’的低端买卖。”这话能说服老板和经济学家吗？与舒圣祥同时提到的“共同富裕”发展目标、居民幸福感一样，中国未来的宏观发展走向，那是国家领导人、政治家和“心忧天下”的社会学者们操心的事，充其量是那些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大企业家们必须考虑的事，而一般的老板、任期制地方官员和“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他们有“必要”想那么多那么远吗？拿“道德义务”在市场经济时代说事未免太迂了！我是搞企业的，我觉得这样做能降低成本能赚钱就这么做了，只要“合法”，你管得着吗？事实上，我们搞市场取向，就得相信“理性的经济人”，相信投资者、经营者会审时度势，来决定企业的经营策略和赢利模式。如果他们感觉到了“低端买卖”做不长，或重视人力资本开发能带来更多利润，自然会改弦易辙未雨绸缪，哪用别人瞎操心？
第二种观点即以吴副省长为代表的言论，其实也是大可质疑的。吴副省长拿企业的公关费用来与职工的工资相比，说前者比后者多得多，似乎只要削减前者，拿出一部分用于后者，职工工资就可以大大提高了，而企业成本总额不用增加。听起来很美，当前可以做到吗？
企业的成本是可以分为许多子项的。哪些子项是刚性的，只能增不能减，哪些子项是弹性的，可以压缩到最低？吴副省长的想法与一些企业老板的结论可能截然相反。“公关”多半是“攻官”，目标指向掌握实权的人， 他们的选择偏向可以决定企业的兴衰存亡；而打工者基本没有谈判能力，要他们方就方，要他们扁就扁，不服气就请卷铺盖走人，不愁没有接岗。两相比较，投入成本何者刚何者软，不假思索而可立判。
1月12日《南方周末》头条是一个药商自曝药价虚高的内幕。药商说：“假如某种处方药的定价为每盒100元，那么给医生（医院）的回扣大约40元；花在药品推销员身上的成本——包括底薪和提成，最低10元；中间商——医药公司要赚10元；医药招标中的花费约为15元。75元就这样用掉了。而生产商——医药企业的纳税约14元，原材料、生产成本、企业管理费用、销售成本、工人工资一共才11元”。你看药品的成本项目，“公关费用”花掉的是大头，职工工资才占那么点比例。谁不知道把药品的“公关”费用比例降下来，不仅可以提高药厂职工工资，老百姓看病也不会那么贵那么难了？可是我们叫了这么多年，实效几乎微不足道！
由此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哪些成本项目才是企业所必需负担的？若继续容忍“公关”（“攻官”）费用长期畸高且保持不断增长态势，被挤压的职工工资就只能长期保持“稳定”。这样子本末颠倒，企业怎能有创造活动并健康成长起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政企真正分开，政府职能切实转换，由占有和配置主要经济资源，直接操控经济运作，转变为提供公共服务、依法监管市场，才是带根本性的对策。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包括提高职工工资水平只能是一句空话；讲再多的“硬话”，也顶多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地解救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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