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南方日报》的“珠三角”报道版块上，看到一帧动人的新闻图片：几个八九岁的农村小姑娘笑得阳光灿烂。何事令她们如此欣喜？压图的大字标题写得明白“后年全市所有村路硬底化”。报道说的是全省农村公路建设现场会日前在惠州市的惠东县召开，“惠州市近期拟追加2000万—3000万元，（以实现）后年全市所有村路硬底化”。
我十分理解那些农村孩子对这种喜讯的感受。因为我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吃够了晴天满身灰，雨天满身泥的苦头。在乡村土路上，晴天虽然坑坑洼洼灰沙“迷人”犹可忍受，每逢淫雨不歇日子就难过了。不要说没钱买胶鞋的，就是穿了胶鞋，哪怕是深统胶鞋，在烂泥中“拔涉”也是一步一挨，拉甩得衣裤上泥浆点点脏水滴滴。40多年前更穷，除了特别寒冷的日子，我们总是打赤脚，管不了泥里有无玻璃渣和钉头碗屑。至于大人们在泥泞的土路上挑担、拉车的艰难就不必提了。从前的我们，不敢指望家里装电话，也不渴望有电灯（尽管一上小学老师就给我们念叨“楼下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新农村美好前景），我最大的心愿是村里有一条不那么稀烂的道路，能让我和小伙伴上学时不受罪不迟到。
从我上小学到如今，47年过去了，我的湖北老家仙桃市陈场镇某村依然不通公路。20年前春节我回家探亲，抱着儿子在县城通往本镇的半路下车，在雪地深一脚浅脚地走回去；今年我回家探望生病的老母亲，仍然在那个地点下车，村里仍是我小时候走的土路，只不过，有了手扶拖拉机将路轧得更多沟沟道道了。乡亲们年轻的多半逃离，到外头打工去了。老人希望我们“常回家看看”，可是，看了教人寒心！
是因为没有钱修路吗？我读过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作品。记得是在他的《沼尾村》这部小说里，一开始就写到在各村之间载客的一位司机。他写的是上世纪初他的家乡北海道农村的事。看过日本电视连续剧的《阿信》的人都知道，那时的日本农村应该是很穷的，可那时候他们对乡村的教育和基础建设投入就很重视。
不久前，媒体在批评甘肃省玉门市，说玉门市一年财政收入只有1个亿，改建豪华广场却要花7个亿。今年9月我到那边去了一趟。我完全想像不到，在经济发展居后的甘肃，那些城市建设那么阔绰。省会建设的大手笔不用说了；地级市张掖的中心广场不仅宽大，还有喷泉；县级市嘉峪关投巨资造了7个人工湖，最大的一个简直可以与杭州西湖媲美。不独甘肃，全国差不多都是这样，城市与西方发达国家较着劲比“现代化”，农村则成了被遗忘的世界。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模式就要终结了，中国正在转向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已经提上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国家农业方面的负责人在今年10月由中国财政部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致辞指出，中国将努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建设，加快农村的道路、饮水、电网和通信等项目的建设，继续增加农村在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投入。这样的发展模式和公共财政政策虽然迟了些，总算来了。
且慢说“悯农”不过是儒家施“仁政”的传统观念，不过是士大夫“兼济天下”的情怀，当代的农民理应享有、要求的是平等的“国民待遇”；我们应该“承认”现实的情势是，心中能装有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真心诚意为他们办好事并且能将好事办好，是颇为不易的。从这个角度看，惠州市在2003年就决策将村级公路建设列入“民心工程”，列出时间表，下大本钱，动员和协调各方面力量为农民修路，并且制定了村级公路硬底化改造标准图、工程质量检测表、建设资金使用监督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力争堵住腐败漏洞，将好事办实。这样真心为农民服务的精神确是值得称道和“普及”的。
本文就是农民的儿子为此发自内心的一支赞歌或一封“表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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