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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医生:最伤最痛是"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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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鄢烈山      2005年12月8日 09:35
 
鄢烈山作品集
  我并不特别关注发生在哈医大二院的“天价医药费”事件。这种事并不出乎我的意料。打开央视网站看看,《东方时空》版块“时空连线”今年9月27日播出的节目标题就叫《天价医疗账单》!那起个案发生在深圳人民医院,多报乱收的手段如出一辙。哈医大事件期间,12月1日在本埠报纸上看到佛山市顺德第一人民医院“闹乌龙”多收住院费的“新闻”。这方面的报道,不论发生在何地,不论多收滥取的金额是数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揭露的弊病都有共同的指向:医疗体制弊端和医德的沦丧。
  
  我阅读时关注的是这类报道所披露的细节。对于哈医大二院的这事来说,患者家属怎么指控,主要当事人重症监护室主任于玲范怎么辩白,院方如何应对,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我相信在此事成为举世瞩目的公共事件之后,卫生部的调查组应会给出一个经得起各方面质疑的结论。
  
  我找来12月5日的《新华每日电讯》报,仔细阅读了新华社记者采访主治医生王雪原的全文(《中国青年报》等报纸多是删节版),该报做的主标题是《宁愿不当医生,也要把真相说出来》。并不完全如某些人说的那样,王医生之所以敢于站出来揭内幕,是因为他乃博士生,像清华教授陈丹青一样底气特别足,“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应当说,有这么点因素,他是有自信的,直言“现在是个多元化社会,人不一定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即使医务界视为我‘叛徒’,最后当不成医生,凭我的学识和技术,我相信自己谋生不成问题。”但他毕竟“博士”还带“生”,名声地位没法跟陈丹青比;而且行医根本不能与画画相提并论,作画完全是个人创作、技术不需要现代设备作支撑,同行也难以打击报复。
  
  之所以站出来讲话,一方面是良心不容许他干“谋财害命”的失德之事。他一再对记者说:“无论是500万元,还是5万元,都是救命钱”,“这不仅是过度治疗,而且是挪用患者的救命钱,与谋财害命没有区别”,“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医生的医德问题,一个做人的底线问题。”
  
  另一方,是他对医疗体制特别是医院的管理机制有切肤之痛。这个切肤之痛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个人收入高低问题。他当然知道我国医务工作者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没法跟国外同行比,由于“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比例,而对生存压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线其实很脆弱”;但他跟他的同行们都明白我们的国情,知道“目前,在我国实行高薪养廉还不现实”。他煎心蚀骨难以忍受的是屈辱和无奈。这种屈辱和无奈,根源就在于他引用“目前医务界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所描述的权力结构、医院管理模式和人际关系:“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
  
  他对日常生活的叙述,以及他在患者翁文辉“天价医药费”事件出演的傀儡角色,就是对医院这种现状的注脚。不谈医院及其主管部门,就在他们那样一个小小的科室单位,“比如科主任、护士长,位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没有人监管他们。科室中普通成员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从研究生开始,你能不能毕业,能不能留校,让不让你考博,让不让你外出学习,给不给你晋升职称,全都是科主任说了算。”这样的科主任可不就是他(她)那几十平方米地盘上掌握“子民”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吗?正是因为科主任被授予了这种帝王般的权力,王雪原说:“首先是于玲范主任多次让其他医生冒用我的名字下医嘱。其次是患者家属自备药品无人监管,发生过丢失事件,患者家属也反映过此事。就这两方面问题,我专门提醒过于玲范主任,她却置之不理。”正是因为科主任拥有这种帝王的说一不二的权力,王雪原说:“有时认为某些药品不应该用或者不需要用那么多,但主任让用”,他“不敢不执行”。在患者家属提出疑问后,于主任又让大家对病程记录单、医嘱单进行大量修改;王雪原不理会她,于主任便说他的记录不合格,予以撤掉逼他“不重写也得重写”。至于护士长的权势,这篇短文不容多转述。
  
  对于普通员工的“奴隶化”,王雪原也举了一个例证:“我们主任的孩子生病了,要由科里的住院医生打车到学校接出来,亲自送到门诊看病,就像家仆一样。”
  
  难道就没有对领导干部的民主考评吗?有自然也是有的,但那种考评的程序设计就没打算动真格:“到了年终院里考核,科里的成绩都成了科主任的功劳。民主评议时,主任就盯着你是否给其划‘优秀’,谁敢不划呀!”所以,王雪原说:“(对于医院来讲)这种(管理)机制必然要出大问题”;“(对于个人来讲),没有民主、公平的机制来评价你,你会觉得活得很压抑”!
  
  对于后一点,我注意到,受访时他可以说是“一唱三叹”、“三致其意”。开头他就讲了自己内心的痛苦;中间他说:“我是硕士毕业,当医生4年了,很多人都羡慕我的工作。实际上,如果这样一个环境每天带来的是一种痛苦、矛盾、屈辱,让我无法忍受的话,这个职业再有多少人向往,回报再丰厚,也只能算是谋生手段,而非事业”;接后他又呼吁:“就算整个大的医疗体制(比如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的比例、医药分家等——鄢)不改变,我认为在医院这个小环境里,认真汲取这起天价医药费事件的惨痛教训,加强医院监督,特别是对科室领导的监管,才能让一些人有所收敛,才能使老百姓从中受益”。
  
  且不论王雪原讲的“大的医疗体制”与“医院这个小环境”有什么联系,他备感痛心的医院里的这种个人专断的权力结构、没民主参与的管理模式和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确是令一个有尊严感的现代公民难以忍受的。
  
  我们且不忙去探究为什么会是这样,先问凭什么这样。凭什么有的人如帝王般凌驾于众人之上,口含天宪,颐指气使;凭什么有的人要如奴隶般瞧“人上人”的脸色、靠“人上人”的恩典讨日子呢?不承认这种前现代的现实,才以奋起改革之。
  
  而改革,无论怎么改,无论怎么难改,21世纪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吞下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霉果、苦果、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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