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先生关于“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的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据说引发了网民新一轮“对所谓经济学家的批评和谩骂”。站出来回应的，与经济学家搭界的人，我看到的有4 位：一位是经济学教授李剑阁，但他的主要职务是国务院体改办（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是官员，本人不敢褒贬；一位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研究部研究员、武大和北大等大学的博导邹恒甫，近期《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对此公的访谈，可以说是对丁学良观点的论证和补充；另两位是经济学界的“票友”，《经济学消息报》的总编高小勇和《中国改革》杂志的主编新望，与我一样本职是传媒人。高小勇为“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们受到的恶评鸣不平，不仅把他们个个夸得比琼花还美，有“捍卫科学和理性”的大智大勇，而且断言“其实，贫富差距拉大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新望也是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说话，正面评价他们，但他的评价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进程相联系，在肯定中国经济学家“独有的幸运”和三大贡献，为他们“洗冤”的同时，也承认中国当下存在形成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框架的危险，呼吁矫正偏差，实行“民主的改革，公平的改革，大众参与的改革”。（参见《财经时报》）
本文不拟从我的视角详细评点上述四人的观点，限于篇幅只想谈一点比较鲜明的感受，即我从字里行间强烈地感觉到，某些经济学家以及高小勇这样的“票友”，观点不同甚至对立，言谈中都流露出不加掩饰的傲慢与偏见，虽然他们倨傲、轻蔑的对象不同。
一种是学院派的傲慢与偏见。它指向直接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经常在传媒上就重大政策、决策向公众发表意见的人；邹恒甫讥之为“新闻媒体经济学家”。 我们应当承认，致力于学术研究，争取多出学术成果，是所有学者、教授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应当像邹恒甫所说的那样“耐得住寂寞”；邹先生说“书生自有嶙峋骨”，他最厌憎“权钱交合”，这是非常难得的；至于邹先生抨击“国内现在出名的经济学家，都是学者型官僚和官僚型学者”，这个全称判断是否允当可以讨论，其反对“官、商、学通吃”的初衷也不乏针对性；而他致力于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经济学教材，在数理金融、数理经济方面开国内之先河更是功不可殁。但是，他不该用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少论文做唯一的尺度，来评价中国的经济学家。邹恒甫在上海财大演讲时说：“他们著名，著名在哪里呢？都发过些什么文章呢？都摆出来看看嘛！”国内发的，中文写的，当然都是不算数的。他瞧得起张五常，因为他在美国有些论文；他比较瞧得起林毅夫，因为“林毅夫有两篇有价值的文章”（指解释大跃进时期中国如何饿死人、家庭承包制如何改进农村劳动生产力，皆是历史研究而非当下问题，当然是发在海外）；他敢于睥睨中国经济学界，也是“知道我在国外还有点文章”，“所以，我说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我觉得这不是狂不狂的问题，只要真是了不起，不仅是中国不可多得的而且是中国不可或缺的才智之士，态度狂傲一点，我们就该“笑纳”。然而，在海外发表几篇英文论文就真的那么了不起吗？中国当下最需要的是学术象牙塔的顶尖人物，还是脚踏实地，有力推动中国转型，加速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人物？我认为后者更重要，或者说需要更多的后者。我们出一两个经济学大师为中国争光为学术锦上添花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中国是后发国家，中国面临的大量的经济学问题，都是人家探讨过的；中国面对的有“特色”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未必是国际经济学界所关心的、至少不是“前沿”的问题。中国当下最需要的是向官员与民众普及经济学常识（所谓“更新观念”），“经世致用”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宝贵的文化传统。因此，参与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实践，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不论是以公民的身份还是专家的身份，都是值得尊敬的。对于中国经济学家对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贡献，新望先生已有令人信服的论述，本文不必重复。请想想，中国的经济学家当初要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寻找论据，证明雇佣8人以下叫做请帮手，“不算剥削”，这在外国学者眼中，在今天的人们眼中，确实很滑稽，可是在那时是很严肃的，对于争取个体私营企业的合法生存权远比100篇高深的论文贡献更大呢！
这里，不仅涉及到如何历史地、现实地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成就，而且关涉到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或者说，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发展进步中如何定位的大问题。我的结论是，经济学家群体可以有不同偏好，甘坐冷板凳的与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应当互相包容、互相尊重，不要文人相轻、唯我独尊。
另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不知如何命名贴切。说某些经济学家是“知识精英”型的傲慢与偏见吧，但在邹恒甫、丁学良们看来，他都是末流或不入流的学界混混，沽名钓誉的脚色，根本算不上“精英”。说他们是师爷型、幕僚型的傲慢吧，他们尚未取得做“班底”参与预谋策划的资格，而且连冯谖那样的优秀门客的资格与品格也不具备（我们知道，冯谖敢于代孟尝君深谋远虑，笼络民心而销毁债券）；他们也就能够像科举时代的举子一样做一点“策论”，是合切中肯綮真正有益于治国安邦难说得很，只能凑合“行卷”（发表论文）在圈内圈外混个脸熟罢了。
在我看来，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不大像经济学家，主要是没有“明晰”自己的身份：一、你可以像余秋雨那样认为自己“为企业利益代言”（或为别的特殊群体、集团）代言很正常，但应明示是企业的形象大使、公关代理而不能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貌似公允的言论来混淆视听，公与私、显与隐两种身份不能模糊。二、你是学者，就应当坚持真理多讲理想的模式，为社会树立一个正义的值得不懈追求的目标；你不是幕僚，不能只为“主公”思谋当前的对策，不能将“最优选择”视为虚幻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之，将所谓“次优选择”合理化为实际上的“最优选择”，并使之合法化、定型化。有位经济学博士说：“深受现代经济学理念熏陶的当代经济学界，对任何没有现实可行性的政策主张都缺乏兴趣”，我怎么听都觉得不像学者而像“上书”干谒者的口吻。三、你的术业有专攻，经济学领域的事你也不可能一通百通，不能包打天下越界发表“专家”意见；如果越界就要像我一样，只是以一个普通公民和读书人的身份讲话。
然而，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票友”，之所以惹我和众多网民反感乃至愤慨的，还不是以上三点，而是他们对普通大众的傲慢和鄙视。我深信，大多数网民像我一样，是支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的，乐见民营经济大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也不反对让一部分人靠诚实的经营先富起来，在这些问题上与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并无根本分歧。但是国企改革中由于缺乏职工参与、舆论监督而搞暗箱操作，造成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这是不争的事实，仅新华社已有的报道就让人怵目惊心。一些人靠权钱交易，通过工程承包、“转制”收购和房地产“开发”，极不公正地获致暴富，是瞎子都能感觉得到的社会现实（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交通厅长东窗事发，不会有顾雏军、杨斌、周正毅们“显山露水”，不会有房地产业今天仍高出各行业平均水平5倍之多的暴利）。正是正视这些社会弊病，政府近年才特别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建设和谐社会。可是，在高小勇眼中，“绝大部分高收入者还是因为自己拥有企业家劳动这种资源而成为富有者的”；“国企改革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而在高小勇赞为“中国直觉最好的经济学家”张维迎看来，揭露权钱勾结鲸吞国有资产、非法暴富这样的问题不是小题大做，就是别有用心，是郎咸平这样的学者要哗众取宠，或年轻的编辑记者不知轻重在“挑拨社会不满情绪”。他们对大众的蔑视不单表现在主张国企转制只须政府官员、企业家、经济学家三方敲定“改革方案”而不须职工代表厕身其间，更表现在视广大公民为愚民、群氓，要将他们排除在一切改革大政方针的制定之外，标榜自己敢于“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甚至不惜歪曲事实，说什么“邓小平的许多改革措施一开始许多人都不理解，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高小勇对张维迎这种“勇气”和“理性”特别欣赏，所以他反问人们“张维迎错在哪里”。这些所谓“知识精英”的狂妄，不客气地说，根本不下于中外历史上的那些专制君主——“开明”不“开明”只有天知道！
现在有学者在呼吁反对“民粹主义”，我也认为应当警惕“民粹主义”；但同时要警惕将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混为一谈，假反“民粹”之名而反对“四大民主”（即中共十六大讲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本文讲的反对两种傲慢与偏见，不仅是针对经济学界的，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学科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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