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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东方评论”年终特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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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万润龙 杨振华      2005年12月26日 09:51
 
万润龙作品集

  年终盘点,似成媒体惯例:年度新闻、年度人物、年度事件、年度亮点……

  本网“东方评论”专栏,以话题形式,评说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由近及远,由小说大,由浅入深,由事论理,刊出后屡屡在读者中形成共鸣,颇有好评。

  既然读者欢迎,在兄弟媒体年终盘点之时,本网另辟蹊径,对各大媒体全年新闻话题再作盘点,择要列出,分两期刊登,以飨读者。

    本网“东方评论”年终特稿(下)
  
  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中南海关注民生

  2005年农历除夕,万家团圆之时,胡锦涛总书记在贵州山区,温家宝总理在河南上蔡县。奉行“以人为本”的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在这一年里,频频下基层访贫问苦,了解民生,体恤民情。民生,成了最让政府关心和投入的话题。

  政府对“三农”问题依然重视。一年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新一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拉开序幕,农民工权益提上政府议事日程。

  “全部免征农业税,取消农民各种不合理负担”,“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温家宝总理的“两会”发言振聋发聩。在“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5大类目标中,直接涉及百姓利益的内容就有3条: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城镇就业岗位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贫困人口继续减少;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有较大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构建和谐社会取得新进步……
  
  二、主流经济学家是否合格?——“郎顾之争”后又一场冲击波

  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向媒体表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在其后的一项媒体调查中,此说得到了83%的公众支持率。此后,武汉大学经济学家邹恒甫也发表了“国内经济学家大多不入流”的言论。

  发端于2004年的“郎顾之争”于今年8月有了结果:顾雏军被拘。一批曾经“挺顾”的主流经济学家随之“集体失语”。面对丁学良的观点,国内经济学家再次沉默良久。

  在随后出现的“挺丁”声中,有对国内经济学家的抨击之声:主流经济学家把经济学当作名、利、仕的晋身之阶;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甚至有媒体开列出了一份在国内利益集团中担任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的名单,几乎囊括了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

  但“丁学良论”不久便遭到了还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学者李剑阁表示:丁学良的批评不公正。随即有观点跟上:评判中国经济学家的合格率,须将学术的争论与泛道德的指责区分开来。除了在理论经济学研究和政策研究方面的贡献,中国经济学家们为普及现代经济学知识所做的努力不能忽视。

  跳出这场争论本身,有观点指出,丁学良教授的批评不过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说出了一个真相而已,但总是香港的教授做那个勇敢的小男孩,不但是大陆学界的悲哀,更是大陆学人的悲哀。
  
  三、育人还是毁人?——关于高校教育成败的大师之争

  先是菲尔茨奖获得者丘成桐发出声音:以目前国内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

  随即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回应: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

  一位是数学大师,一位是物理巨匠,两位国际知名学者对中国的大学教育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大师相对,风起云涌。
  在中国青年报和新浪校园频道的联合调查中,4802人投票表态,同意杨大师观点的不足百人,占2.1%;赞成丘教授观点的则占92.3%。民众的意见显然倾向丘成桐。

  有文章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之所以受到质疑,除了收费高居世界前茅外,值得批评的更是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有评论说,现今的中国大学缺少人文精神,部分知识分子道德沦丧,学术氛围不浓,官僚气息严重,甚至剽窃他人成果,部分领导不懂业务,等等。与高校教育弊端重重互为因果的是震动校园内外的突发事件: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辞职、清华大学博士生王垠申请退学、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停招研究生,以及连续数起出现在著名高等学府的自杀事件等。

  对应丘成桐与杨振宁的相反观点,迟暮之年的钱学森也在病榻之上向国家领导人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四、医院能否市场化运营——医疗体制改革基本“失败”的结论与“澄清”

  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公开表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这一结论引来媒体一片叫好声:一为“敢于言败”叫好,二为否定医改市场化叫好。

  对此结论,卫生部提出不同意见:我们从未表态说过医疗改革不成功,我们也不同意改革不成功的说法。

  11月底,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全国卫生厅局长专题培训班上的讲话透露,将继续深化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改变医疗服务基本由公立机构垄断的局面。考虑通过改革将一部分公立医疗机构改制,由社会力量举办,为群众提供不同层次的服务。政府集中财力办好一批公立医院,加大投入、严格管理、转换机制,明确政策,真正办成为群众提供优质、低价的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医院。

  对此,又招来了新一轮的批判医改不成功的热潮。

  似乎为“失败论”做注脚,12月媒体抖出哈尔滨“550万天价医药费”事件,由此论定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随后深圳等地也爆出“天价”医疗费的新闻。

  但也有观点认为,医改不成功的原因很多,不能因为医改不成功而否认市场在医疗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不能因医疗改革不成功而乱打板子。有关部门和社会需要以冷静的心态总结得失,毕竟,改革就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五、带血的煤!——矿难频发与“煤老板”的摆阔

  2005年又是一个“矿难年”!一份“2005年部分矿难列表”显示,从1月7日的河南渑池县矿难开始,这一年就没有一个煤矿“安全月”。

  令人发指的是,政府和法律的权威受到了利益集团的抵制:3月,重庆市奉节县苏龙寺煤矿瓦斯爆炸,发生在安监部门下达整顿通知书的两个小时后;5月,河北承德矿难,安监部门事前已下达了3次停产通知书;类似的矿难今年还有多起,都是在安监部门下达停产整顿通知书之后。国家安监局变成了“矿难抢险队”。

  矿难为何屡禁不止?八方把脉,诊出结论:“官煤勾结”。在国家明令干部必须从煤矿撤资之后,截至10月20日,“4500余名干部从煤矿撤资4.73亿元”。

  虽然矿难不断,“煤老板”们却并不忌讳,这一年屡屡阔绰出手,令人惊叹。其中最让人咋舌的是“山西煤老板一次性团购20辆悍马车”的新闻。在对待矿难的态度上,“煤老板”们也并不“苛刻”:8月7日广东兴宁矿难,“煤老板”曾云高有过拿3亿元摆平矿难的计划;12月7日河北唐山市刘官屯矿难,12月8日上午矿主一夜之间就将2000万元如数拨到唐山市开平区财政单独帐户,统一调度使用,何等气派。“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煤老板自有自己的道理:只要继续当矿主,就不愁没有钱!
  
  六、官员问责趋于完善——解振华引咎辞职引发热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2月2日发布通报: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国家环保总局对事件重视不够,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对这起事件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解振华为此请辞,并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

  从2003年发生“非典”以来,官员问责逐步走向制度化。解振华引咎辞职,舆论讨论热烈。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蒋承菘认为:“这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愈来愈完善,官员问责制越来越健全。”

  但也有观点表示,如果引咎辞职成为常态,那么与污染事件相关的一长串官员都应当“引咎”。推而广之,频发的矿难、医改的失败等也应当有官员引咎辞职。

  有言论认为,尽管从上到下都制订了问责措施,但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与人治色彩,问责还停留在“对上负责”,现行的行政问责制度仍不健全,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

  有观点对媒体提出批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将辞职分为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四种形式,而媒体为了起到“眼球效应”,常常混淆概念,凡有官员因重大事故辞职,一律将其描述为“引咎辞职”,以致误导受众。
  
  七、“平等”与“不平等”——民办高校负重前行

  今年4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增量部分将主要靠民办高等教育来实现,教育部将坚决贯彻《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积极为民办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落实相关扶持政策。

  据统计,1996—2004年间,我国民办高校由15所发展到475所,在校生人数由1.5万人增加到139.8万人,增长92倍。2000年来,我国民办高校在校生数以年均30万人的速度递增,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作为规范和促进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一部法律及其实施条例,与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息息相关。但许多民办高校的校长却表示,民办高校在办学过程当中依然遇到许多偏见和困扰。譬如民办高校学生不能“凭学生证火车票半价优惠”、民办高校教师退休后只能享受企业退休职工待遇等等,与公办学校的师生待遇不平等;另一方面,在一些教育评估中,民办高校却被“平等”地以公办高校的条件进行考核。
  
  八、乱“奖”渐欲迷人眼——各类评比沉渣泛起

  尽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三令五申,2005年的各类评奖活动还是层出不穷,达到近年之最: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中国名牌产品、中国民营企业品牌竞争力50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中国百强中学、中国最佳魅力城市、中国旅游形象小姐,等等,等等,一连串“国”字头的评选,加上省、市各级各类名称的评选,政府机构颁发、协会组织的评选、还有媒体参与的评选,名目繁多,渠道各异,评奖已涉及各行业领域,泛滥成灾。

  任何个人和单位似乎都可以创制一项荣誉、一种评选,而评选的公正性则无人监督。于是许多评奖变成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尽管如此,却还有“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评选者获利,被评选者得名再靠名谋利。有需要就有市场,“市场”的需要又滋生出了各类评奖。

  但评奖牟利、花钱买奖却使社会风气变得浮躁,各类评奖又给企业平增负担,继而转嫁给消费者。要规范评奖,杜绝评奖泛滥,急需解决两大问题:谁具备评奖资格,又由谁来认证?怎样监督评奖过程,又由谁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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