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机会多，是的；忌讳也多，却是怪了。
你听这番对话——“从报上看到，将毕业的大学生在求职中，有的竟把自己所属的星座一并写在简历内。墨水吃过十几年，怎么会信这个？”这是一个惊讶的发问。
回答者却波澜不惊：“这还是顺手之劳。我领教过的，可是不怕烦难的主儿，求职时见自己电话或手机最末号码属“4”、“13”的，必赶紧更新，换上“8”和“6”，费时费钱费神全不顾，够虔诚。”
问题都不新鲜，奈何老是要冒头乎？！
症结还是缺少理性，导致迷信。《今晚报》上引用专家赵之珩的解释说，所谓星座是人们从地球上观看太空时看到的星星排列的形状。为了把这些形状具体化，古人把星星的排列形容成动物或物体。在人们的肉眼里，感觉星座里的星星排列很近，事实上星座内的各个星星距离很远，相差几十光年甚至几百、几亿光年。所以，从科学角度讲，星座与人的命运丝毫没有联系。——言简意赅，道理说得再透彻不过。
那么，关于数字，跟人之祸福吉凶有关否？虽说滔滔天下，信之者众，但真理不讲“从众”。再多的人习非成是，其质的规定性仍属“非”的。就说近年来成为大忌讳的，与“死”谐音的“四”吧，历来有识之士都是全不在乎，可谓百无禁忌。从四川省，到四平市、四会市，到四明山、四面山，多少地名就用这个“四”。还有，科技上则“四大发明”，纲领上则“四个现代化”，歌坛上则“四大天王”，无不大受推崇。看看中国古代的成语，固然有“四分五裂”、“四面楚歌”、“四面受敌”等贬词，可同样有“四通八达”、“四海为家”、“四亭八当”等褒词。至于“四书”（《大学》、《中庸》、《礼记》、《孟子》）、“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经史子集）、“四声”（平上去入）、“四民”（士农工商）……此类古代文化和政治用语就更多了。
再说“十三”，那忌讳也真是无聊。从《中国社会报》上读到户力平的一篇《北京文化钟情“十三”》，挺有意思。文中言及：“在北京的古建筑中，塔是最具代表性的景观。无论是密檐式佛塔（如天宁寺塔、八大处灵光寺塔）还是覆钵式佛塔（如北海永安寺白塔），十三层是塔的最高级数，所有的佛塔绝没有‘六’和‘八层’说。”“北京的国子监是古代最高的学府，里面的‘三经碑林’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共189块，64万字，为古人治学的经典文本。”最绝的是：“京剧是北京人最喜爱的表演艺术。近代形成了著名的十三大流派：谭（富英）派、杨（小楼）派、盖（叫天）派、高（庆奎）派、言（菊朋）派、余（叔岩）派、梅（兰芳）派、麒（周信芳）派、程（砚秋）派、荀（慧生）派、尚（小云）派、马（连良）派、裘（盛戎）派等，至今依然活跃在艺术舞台上。而表演形式又有十三板式、十三辙、十三咳、十三调之分。”
其实，数字是人创造的，其读音都是人为的。人自造出的文化成果，理应为人所使用。盲目地推崇某几个数字，或者盲目地诅咒、避讳某几个数字，可谓作茧自缚、自我囿禁，只会贻笑大方之家。
当然，在不同的地域和场合，人们在语言中习惯于取某些数字来作为象征，只要不涉命运迷信，那么也都是正常的。比如我们中国人当需要表示多次或多数的时候，爱用一个“九”字。形容天高难测则用“九天”，形容地底极深则用“九泉”，希望朋友众多则起名“九友”，揶揄某人小算计太多则讽为“爱打小九九”。还有，用“三弯九转”喻道路之多曲，用“九死一生”喻事情风险之大，用“三教九流”喻门派之纷杂，用“九牛一毛”喻极大的数量中之小数目。但是，据研究者介绍，埃及人却爱用“七”来表示次数、数量之多。他们俗谚中很多有“七”的数字，例如有歌曲唱道：“七个水车把水车，也浇不灭我的心头火”。格言说：“七个行当样样行，到头来还受穷”。有的家长会对淘气的孩子威吓：“我一天真要打你七次才行。”而孩子如果顶嘴则会说：“你就是天天打我七遍也不改”。——如果换了中国孩子，该换个数说“打九遍也不改”了吧。我们的古人不就有“九死犹未悔”的说法吗？
概而言之，作为现代的文明人，我们起码的一条，就是应当从生活中驱除“数字崇拜”和“数字忌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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