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上上下下都为安徽铜陵能够刹住“择校风”而赞不绝口之际，铜陵一位教委前副主任给出的答案真叫黑色幽默：“我们只不过是根据义务教育法和教育部、安徽省有关文件精神照做了而已”。
是的，细细考察一下“铜陵经验”，从“取消了小学及初中重点学校”，到“划片招生、就近入学、定向切块、扶持弱校”，无不是义务教育法规定了的。正如《燕赵都市报》一篇评论所说：将“遵规守法”奉为了不起的经验，“其实也就意味着，在‘择校风’盛行的中国绝大多数地区，我们的义务教育法以及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都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这够令人吃惊的。又还不够令人吃惊。因为法律和高层指令的落空，并非仅仅是出现在教育领域一端而已。举其荦荦大者——
在时下矿难不已的背后，是“官煤勾结”。然而，中央三令五申，逼使官员撤出“投资”，相当多的“地头蛇”就敢顶着。
又到年关，农民工欠薪事例频发，许多当地官员照旧只管与老板推杯换盏，谁理你中央的急急律令，更不在乎农民工家人啼饥号寒。
目无法纪已到如此地步，报载“山西太原至长治高速公路最近竣工通车,然而施工单位拖欠沿途农民工工钱、材料款、占地补偿款等各类欠款几千万元,甚至施工队伍沿途吃喝掉的肉、蛋、烟、酒等费用也欠着不还。不少农民要账无门,欲哭无泪。”施工单位和主管机关，到哪里去了？“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悬为律令，呼喊再三，可是你看，就是置若罔闻呵。
一些地方流行着顺口溜：“中央政策大晴天，下到地区起点云，传到县里变成雨，落到镇里淹死人”。政策是好的，人人看得到。却因为在一些地方不落实，人人得不到。
对中央政令阳奉阴违，以致干脆抗命不从的，缘由其实各各不同。除去那些贪官污吏基于阴暗卑劣的情欲外，更多的情形，是出于一种可以摆上台面的“事业”或“政绩”情结。此类情结，在若干地方主管那里，既是一种主观向往，又具有历史条件。正如《瞭望》杂志近期刊登记者专稿说的，“随着地方经济自主权的扩大，在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地方有着强烈要求扩大财源的动机，一些举动已经损害了中央权威。这一方面表现在征地、拆迁等过程中关心群众利益不够，影响到党和中央政府的整体形象；另一方面则表现在面对宏观调控等大的经济调节动作时，依然有地方试图‘暗渡陈仓’，典型的如去年的‘铁本事件’。尤为令人担心的是，改革开放后历经几次宏观经济调整后，一些地方官员出现这样一种‘误读’：只有打中央政策的擦边球，才能在发展中赢得先机。”
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都需要政令畅通。中央的权威需要得到足够的维护，从而“全国一盘棋”，实施全方位的战略部署。唯此方能如同贾谊在《治安疏》中说的，“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否则，地方主义，部门第一，我行我素，各行其是，必然导致资源消耗，效率降低，贻误发展大计。
记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确保政令畅通’、‘维护中央权威’等词汇在本届政府中已被反复提及，这在2004年中央政府推出宏观经济调控举措之后尤为明显。”经过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明确提出，“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确保政令畅通。”这表明中央领导已经注意到这方面存在着的一些问题，正在予以调整、矫正。
在这里，我想借用学者的说法——从长远看，如何打破业已形成的利益框架，使中央政令畅通无阻，成为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挑战。从近期看，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重大关系，是完成“十一五规划”的重要的政治保障。
说得十分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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