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诞生之日起，“父母相亲会”就到处引来讥讽、贬斥，但是这株“野草”相当顽强。由北京肇始，今年迅速在天津、上海、杭州、重庆、深圳、南京等大城市得到复制，生命力旺盛得耀眼。
客观地来评判一番，你不能说论者的批评全无道理。你看，在各地的“相亲会”上，镜头简直大同小异――一对对老年夫妇手里拿着个报纸大小的牌子，上面贴着儿子或女儿的彩色照片，写着他或她的年龄、身高、学历、薪酬以及个性特长介绍。相互之间，寻寻觅觅，无非询之以儿女职级，证之以父母收入，探之以住宅面积……见物不见人，认钱不认情，不也够“俗”乎？
事有更其可讥议者——那绝大多数的与会老人原来都是未经儿女授权的。《解放日报》报道在一处现场，“有一位摄影记者，刚拿出相机，就有家长群起而攻之。只听身边的一位家长说：我们都是瞒着儿女，偷偷出来参加活动的。”于是乎，就有论者不客气的批评了：“由父母包办相亲，怎么都有点像在大卖场看货，按质论价，与现代婚姻的基本理念相违背。”这是“陈旧封建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泛起，不符合时代趋势”。
事虽如此，理虽如此，但是我以为，不能不思考的另一面是：一桩事物，能够突如其来便风生水起，唤起众多参与，大有燎原之势，毕竟是不容小觑，不能“只当它是假的”。黑格尔从哲学上论述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命题的两重性。凡是历史所需要所推出的东西，总有它合理的内核，它值得我们睁眼观照。事实上，来到相亲会的父母们都抱着迫切而又合理的想望。分析一下即可明了——其子女以白领居多，一般已经接近乃至进入大龄青年行列。他们大体上是倾尽心力于职场事业而一定程度上对一己之婚姻大事有所延误甚至耽误。虽属精英群体，却又存弱势因素，亟待社会关心。增加信息，俾其筛选；帮助撮合，以期和谐，此为父母相亲会的“合理内核”之一。
还有“合理内核”之二。“父母相亲会”的特征照例是大范围交互了解，为青年人择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阔视域。主张相亲方式高雅化，勿使之俗化成“大卖场里看货”，对的。但是，换个思路——只要不再似“看货”，而是看人，即以高雅的方式来多了解人，多掌握各种信息，就理有固然了。须知恰恰是如此这般扩大范围，广泛选择，可以增加准确率、成功率。据云许多做长辈的宁可出席“父母相亲会”，而谢绝选择对象寥寥无几的婚介所，原因盖出于此。我赞成有的地方已经出现的一种做法：是不是在仍然坚持大规模交流的形式下，改换颇具争议的“父母相亲会”名称，定名为“家长聊天会”呢？从而，减少相亲的成分，更侧重于“父母代为搜集信息”。这样的定位，儿女想来没理由反对，只会首肯、感激的吧。
去俗取雅，去芜存精，是当务之急。“父母相亲会”有合理内核，亦有改进空间。问题是，应当由谁来推进这类改进动作。
切勿一看到问题就大惊小怪，就条件反射似地想“改换门庭”。在指责“父母相亲会”的众多声音中，一种说法是“当地政府部门缺位，未能承担职责”。如果这里的“未能承担职责”云云，意味着该请政府部门出来挂帅，那就叫“越位”，就大可不必。不是什么事情都由政府主持，才叫做“重视”，才能办得成。在任何一个社会，政府的力量都不可能无所不及。社会的中间机构———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与政府、企业并列为现代社会三大支柱，它具有柔软性、普适性，不啻是各阶层各方面的粘合剂和润滑油，最便于经由自治自助途径及时应对化解各种问题。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社会呈现多元化，各类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愈益丰富而复杂，一方面愈益趋向于构建“大社会，小政府”， 打造有限政府。实逼处此，更加迫切需要将许多公共服务从传统的政府系统中分离出来。旷男怨女，谈婚论嫁，卿卿我我，挑挑拣拣，“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中介服务机构需要何等琐细耐烦的功夫，筹办个“父母相亲会”需要何等人力物力，靠税收支撑的政府付不起如此成本，民间组织正可以发挥其特殊作用。
对于民间组织的欠缺，我想政府无疑应当尽引导监管责任（当然前提是扶持），为其设置专业化框架和舞台，以期“父母相亲会”之类兴利除弊，走向规范化、高雅化。只是，很显然，这绝对不是要让政府去取代民间组织的功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