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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安门，那是中国政治性的标志，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会见群众与人民共同活动的庄重场合，也是世界上瞩目的地方之一。天安门这一特色与标志，注定是国家性质的，也应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在继媒体去年曝光重庆忠县一个镇政府把办公楼仿造“天安门”修造的惊闻后，而今，又见权威媒体把山西临汾修“天安门”的来龙去脉公布于众。
这座位于临汾市南约三公里处的尧庙广场，与尧庙大门正对。据悉，4700年前，尧建都临汾。与“天安门”相配，尧庙广场还建有“天坛”，以及高达21米的汉白玉雕饰而成的“中国第一华表”。在广场的最西端，是2004年12月29日落成的高达50米的华门，当地官方资料中称其为“天下第一门”。而今，对临汾“天安门”人们议论纷纷，成了当地人们茶余饭后的“焦点话题”。那么，这座“天安门”是什么“门”？它“照”出了什么？
从当地群众评价而言，临汾“天安门”是“威风之门”。在《临汾日报》上刊载临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撰写的《我们离欧洲有多远》系列文章中，有一篇谈及临汾“天安门”时，就这样写道：名重华夏，四海宾服，众来朝拜。又说，华门（指天安门）是比凯旋门高了些，那又怎样？可见，显“威风”是临汾“天安门”决策者的祈望。“威风”，在人们的印象中是贬义词。“威风”就是吓人、唬人的官威。临汾某些官员这种祈盼“官威”折射的恰恰是封建意识。“官威”之可怕，乃由于“官威”与共产党的宗旨、与人民公仆的要求格格不入。凡“官威”浓郁者，十有八九脱离群众。临汾决策者在建设“天安门”中凝聚着“官威”，这就证明他们的思想行动与人民群众离经叛道。
从资金来源分析，临汾建设“天安门”更像“官商勾结之门”。据悉，整个建设花费有7000万元。“除贷款外，就是社会集资和借款”。其中，古城煤矿“借给政府500万元”；一些“黑煤矿”也“捐”了款。“借款”达到500万元的还有临汾市同世达焦化实业公司，就是山西省“拒不执行环境昨罚”，被环保部门列为典型环境违法案件之一。人们看到这样的“酷实”：修“天安门”已成了当地官商勾结的契机。在修“天安门”旗号下，决策者与当地捐资者已各取所需。决策者祈望能建设“天安门”体现为官一任的所谓“政绩”，而煤矿“捐资者”则通过“捐资”留下企业“免检”“开绿灯”的“通行证”。可以说，临汾“天安门”建成之日，就为当地腐败问题留下了伏笔。
从临汾“天安门”建筑角度分析，既给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同时也因为不符合实际而处于孤零状态。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征松就公开评论说，“华门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建设华门也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周认为，门有好多种，家门、院门、城市的门，是一个建筑群的出口，而华门背后没有任何建筑，孤零零一个，没有任何意义。华门是坐西朝东，气势雄伟的华门广场改变了尧庙原有的以南北为中轴线的中国建筑的传统，如果从高空看，尧庙以及对面的‘天安门’似乎成了华门的附属品，一派乱象”。（见《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11月11日）据悉，临汾“天安门”启用以来，尽管当地也举行过几场演出活动，但人们都心知肚明，除了政府高价摊派入场票外，几乎没有什么办法能吸引群众进场。可以说，临汾“天安门”的失败也是有目共睹的。
一座临汾“天安门”，既照出了决策者的皇权意识与“官威”，也照出新的官商勾结，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特色已淋漓尽致。然而，为何“天安门”这样的“门”能在临汾“一跃崛起”？个中之因除决策者的“独断”、严重脱离群众之外，当地监管制度是乏力的。不言而喻，临汾崛起劳民伤财的“天安门”，也从一个侧面折射监管机制的漏洞。完善监管机制是早在十四大时就提出的任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机制真正督到实处，其路还很长，很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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