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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哉,"钱衷书"!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郝铭鉴      2005年7月25日 10:16


  日前报上有条消息,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钱钟书的名字被写错40年》。记者在文中声称,“据钱钟书的学生、北京文史研究院副院长栾贵明披露,钱钟书名字的正确写法应该是‘钱衷书’”。说老实话,我真被这条消息“震”住了。更没想到的是,这条消息一家刊登,多家转载,迅速传遍全国,竟成了轰动一时的“热点”。我在大吃一惊之余,想起了鲁迅先生提及的“怪哉”的故事。
  
  据说,“怪哉”是一种虫,赤色,“头目牙齿耳鼻尽具”,但谁也不认识。汉武帝问东方朔,东方朔见多识广,脱口答曰:“此‘怪哉’也。”鲁迅小时候不知从哪里听到这则传说,很有深入研究的兴趣,进了三味书屋以后,他向寿镜吾老先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
  
  寿老先生方正可掬,对于这类无稽之谈,自是不屑一顾。不过,寿老先生的态度和本文无关,这里只是想借用“怪哉”二字,表达自己的一点阅读感受。我在读完报上这条消息以后,脑子里只有一连串的“怪哉”:“怪哉,钱衷书!怪哉,记者先生!怪哉,一家一家抢着转载的报纸!怪哉!怪哉!怪哉!……”
  
  “钱钟书”成了“钱衷书”,你说怪也不怪?稍有阅读经历的人,都会知道钱先生名字的来历。我印象中,杨绛先生在《记钱钟书和<围城>》一书中,还曾专门作过介绍。钱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周岁“抓周”时抓了一本书,于是便起名“钟书”。钟书者,钟情于书也。这个“钟”字本写作“鍾”,后来鐘、鍾二字均简化为“钟”,“鍾书”自然成了“钟书”。据说钱先生对“钟书”这种写法有点不以为然,某些报刊出于对钱先生的敬重,把“鍾”字类推简化为“锺”,作为钱先生姓名的专门用字。可惜这种写法并不符合现行语文规范。
  
  那么,“钱衷书”一说究竟有何根据呢?且看报上的这段文字:
  
  据栾贵明介绍,按照繁体字的写法,钱钟书的名字应写作錢鍾書。上个世纪50年代第一次简化汉字时,“鐘”和“鍾”同时简化成“钟”字。但到60年代初,有关部门规定“鐘”简化成“衷”,而“锺”同时简化成“钟”,两者不可通用。但世人因为已经熟悉“钱钟书”这个名字,而拒绝接受“钱衷书”。到了80年代中期,第二次简化汉字时明文规定,“鐘”与“锺”不可互相替代,但“钱钟书”一名已经铁板钉钉,再没人使用“钱衷书”了。
  
  你看,说得有鼻子有眼,仿佛真有这么一回事似的。其实,熟悉一点简化字历史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漏洞。这里简直没有一句话是可信的。
  
  比如,钱钟书名字繁体字的写法,理应是“錢鍾書”,这是“铁板钉钉”的事,钱先生的大量亲笔签名便可作证,怎么可能是“錢鐘書”呢?又如,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简化字总表》,“鐘”和“鍾”均简化为“钟”,举世皆知这一“明文规定”,消息却说“有关部门规定‘鐘’简化成‘衷’”,这岂不是无中生有吗?消息说“鐘”和“鍾”不可互相替代,更让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是什么意思的。作为繁体字,“鐘”是鐘表的“鐘”,“鍾”是鍾情的“鍾”,当然不可互相替代;作为简化字,鐘、鍾写成同一个“钟”字,非但互相替代,而且合二为一了。1964年第一次公布《简化字总表》如此,1986年国家语委重新公布《简化字总表》依然如此,新闻怎么能够无视这些基本事实呢?
  
  我把这条消息一连读了几遍。我怀疑栾贵明先生背了“黑锅”,极有可能是记录有误,或者压根儿便是道听途说。即使事实并非如此,作为记者,也不能“偏听偏信”、拿到篮里便是菜啊。采写这样一篇涉及简化汉字的消息,怎么能连《简化字总表》也不翻一翻呢?一家报纸作风粗糙,疏于把关,或许还情有可原,这么多家报纸步其后尘,争先恐后转载这条莫名其妙的消息,实在让人百思而不得其解。我想,这本身便是新闻。由此,我们看到的是:记者采访作风的浮躁,报纸新闻责任感的缺失,社会文字规范意识的薄弱……
  
  想到这些,脑子里的“怪哉”,不知怎么成了“哀哉”。
  
  (作者是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兼任《咬文嚼字》主编、《编辑学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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